第2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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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稳定。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

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种种未解决的问

题。一些学者目前正在辩论，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在下降，还是保持

着大约相同的水平。然而，认为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

畜一般，却没有什么争论。结果，农民造反、盗匪横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

病态，已成为农业地区特有的流行病。然而，这些持异议者的活动缺乏政治

觉悟，也缺乏把这些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组织。不过，到　３０　年代，

既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组织。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快，农

民正在学会与他们原来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流通，

农民知道了他们村庄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业到　３０　年代也已急剧扩

大。例如，在　１９３５　年，中国约　５４％　的家庭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甚至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423　页。

② 同上。

① 1932　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召开过 “国难会议”——译者。

深入到最偏远的省份。此外，农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厂做工，由于受城市

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响，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智力范围——而且，他

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②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

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缪尔？亨廷顿说，“没

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①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

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

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

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产党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

量。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共产党。但是，

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共产党又已经显示

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

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

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

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

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②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　年》，第　111—112、126—127　页；让？ 谢诺：《中国劳工运

动，1919—1927　年》，第　48—49、66—70　页；科克伦：《在 中国的大买卖》，第　18—22　页；费维恺：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见本书上卷，第 3　章；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第　339　页。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第　298　页。

第　４　章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统一战线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间的　１０　年，即从　１９２７　年中期国共

分裂到　１９３７　年中期，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充满灾祸、痛苦和磨难

的时代，它使共产主义运动濒于毁灭。然而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经验丰富

并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层，他们不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获得权力。我们

先查看一下党员和组织的危机，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些年中国共产党所遇

到和解决的问题是何等严峻。

党的重建和领导

简言之，中共从　１９２２　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尽管中国领导人偶尔发表不同观点，但在整个　１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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