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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上来，很自然地将记物摹景圆滑地转到了抒情言志上来。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就是那了了数笔的“衔远山，吞长江”，也只是洞庭湖的一般特点，“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也只为一般的大江大湖所具备，是范仲淹观《洞庭晚秋图》的“临摹”之作，而这一点他也未加交待。至于下面写到的阴晴二景虽然极其精彩，却不是洞庭湖所特有，而是作者的想象之笔了。但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也只能如此为之，这一点是没有必要苛责的，而且人们对这篇文章的激赏，也根本不在记岳阳楼上，而在其议论抒情上。但如果因此而认为范仲淹对岳阳楼大观，对洞庭湖壮景所作的描述是如何的真切而形象，那就实在是隔靴搔痒的笑谈了。

因为《岳阳楼记》没有记岳阳楼，所以它不属于古代散文中的那类以摹物写景记事为主的记体散文，而是一篇以议论抒情为主的散文，它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放鹤亭记》等看似同类，其实是大相径庭的，而这一点，在研读这篇名作时，也是应当注意的。

《文史知识》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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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语言分析的误区

对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语言作细致入微的分析，是很容易陷入误区的。因为所分析的语言材料，并不直接来自外国文学作品的原文，而是中文的译文。这些译文由于受到翻译水平的限制，更由于不同民族的语言在音、形、意以及语法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不同语言的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同步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徒劳的。这一点不仅为迄今为止的所有翻译作品所证明，而且几乎所有的文学翻译家，也都不讳言这一点。因此，被分析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语言材料，如果不是原文，而是译文，那么所分析的具体的语言材料，极有可能是翻译家的二度创造，它所具有的音、形、意以及语法方面的特色，常常是汉语所有的，而非原作的母语自身所具备的。这样一来，以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语言作第一手材料的分析，与其说分析的是某位外国文学家的语言，不如说是在分析某位翻译家的语言。严格地讲，这是不能称之为外国文学作品的语言分析的。但是，这一类的近乎望风捕影的以译文为根据的语言分析文章并不鲜见，这种外国文学作品语言分析上的误区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

这里仅以《名作欣赏》1994年第6期的《一穴得气，神采飞扬——谈谈〈我的叔叔于勒〉中几个副词的表述效应》一文为例，看一看以译文为依据的语言分析是多么的不可靠。

单单从艺术分析的角度看，这篇文章对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名作《我的叔叔于勒》中的几个副词的分析是细致入微、颇有见地的。但是这篇文章所分析的语言材料，却并不是来自小说的原文，而是译文，依据的是中学语文教材里经过选编者对原译文又作了一定整理的节选的部分。

那么文章所分析的这几个副词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这里，我们不妨将初中课本中的出自郝远、赵少侯先生之手的译文与国内另一位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郑克鲁先生的译文作一个对比，仅仅从他们在翻译中对这几个副词的不同处理上，就可以看出，译文与原作母语上存在的差异了。

郝、赵的译文：

“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上去散步，……父亲总要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郑克鲁的译文：

“每个星期日，当看到从遥远的、闻所未闻的国家返回的大海轮驶进港口，那时我的父亲便要一字不易地重复他那句话：……”

郝、赵的译文：

“我父亲突然好像不安起来，……就赶紧向我们走来。

郑克鲁的译文：

“忽然，我的父亲变得局促不安，……突然之间他向我们走过来。”

先看第一组译文。郝、赵翻译的“每”、“总”、“永不”三个副词，在郑的译文里，变成了“每个”、“便”、“一字不易地重复”。显而易见，在郑的译文中，“每个”、“一字不易地重复”已经不是副词了。即使是副词的“便”，也与“总”有着极大的不同，“便”带有时间性，用在动词的前面，表示前后事情紧接着进行，相当于“就”；“总”这个副词则表示动作、行为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相当于“老是”。

再看第二组译文。郝、赵翻译的副词是“突然”和“赶紧”，而郑翻译的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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