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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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踏破了兴隆寺的门槛。本年最后一个月，中央政府命令他到南京刑部报到，这是个挂职，所以他不必到任，于是他下定决心在北京传播心学。1511年正月，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做精神导师时，他的两个弟子争论起来。但争论的内容不是他的心学，而是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

王阳明的弟子王舆庵读陆九渊，津津有味，又去读朱熹，味同嚼蜡。所以他认为陆九渊心学是圣学，而朱熹理学则是偏门。另一位弟子徐成之恰好相反，他认为朱熹理学是圣学，陆九渊心学是禅，和他们儒家毫无关系。

两人辩论许久，不分高下，于是请王阳明裁判。王阳明高度评价了两人的学术辩论热情，但也指出，学术辩论是要明理，你们二人的辩论中充满了意气，你们是在分胜败，并非是在明理。你二人各执一端，无论是对朱熹还是对陆九渊都没有全面领会，所以就是争论出个胜败来，也毫无意义。最后他说，“是朱非陆”已是定论，徐成之不必为朱熹伸张，朱熹是对的；王舆庵你就是为陆九渊辩出花来，陆九渊的学说也不能大行天下。

徐成之对这种答案很不满意，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好像陆九渊受了不白之冤。王阳明苦笑，他对弟子的执着很赞赏，他想做一回裁判，但他有苦衷。

我们应该很有信心地确定，王阳明心学是从朱熹理学牢笼里冲出来的，他在龙场悟到的“道”就是朱熹“格物致知”的拨乱反正。他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圣人处此该如何”的求索合二为一，才迸发出了心学的火花。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朱熹理学，就不可能有他的心学。但当他创建心学提出“心即理”的思想后，发现这一思想早被陆九渊定型了。问题是，他对陆九渊心学没有下过功夫。王阳明心学和陆九渊心学同有“心即理”（我心即宇宙）一说，如果他对人解释，我的这个“心即理”和陆九渊的“心即理”是不同的，恐怕没有人相信。但我们知道，他的心学和陆九渊心学是不同的，正如他所说的，陆九渊的心学有点“粗糙”，“粗糙”的原因就是陆九渊不太注重实践（事上练）。

如果他说，朱熹是对的，那么实际上，他的学说和朱熹的学说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他说陆九渊是对的，那就会被人误会为禅。

经过反复思量，他还是决定做一次裁判，其实表面上是判定朱熹和陆九渊的是非，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心学正名。

他评判道：一直以来，大家都把侧重修养（尊德性）和侧重学问（道问学）分割，实际上，二者是一体的。大家都说，陆九渊侧重修养，朱熹侧重学问。但陆九渊未尝不让人读书穷理，他也不是整天静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所以说他是坠入虚空的禅，毫无道理。而朱熹也未尝不侧重修养，只是他把时间都用到了学问上，修养的事被人忽略了。

也就是说，无论是陆九渊和朱熹，还是王阳明自己，在目的上都是相同的：成为圣人。只不过，朱陆二人在方法的选择上有所失衡。而他王阳明则主张，修养和学问本就是一回事，就如知行是一回事，不可分割。

最后他说，我对朱熹老夫子是相当崇敬的，他的理学散发光辉几百年，不必让我来画蛇添足抬高他。我唯一的遗憾就是陆九渊被世人污为禅，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主持公道。即使朱熹知道陆九渊这样的遭遇，也会在孔庙里黯然落泪的。

王阳明最大的希望就是，弟子们不要为古人争长短。在后来他给弟子聂文蔚的信中，他这样说道：“为朱、陆争是非是枉费心力……朱熹与陆象山两位先生之所以招致后世的众多议论，是因为他们的工夫还不精炼、纯熟，其中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也在所难免。而程颢在这上面就表现得比较公正。他与吴涉礼谈论王安石的学问主张时说：‘为我尽述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这种气象何等从容啊！……希望你能让同仁们都知道，各人只管把握自己的对错，不要理睬朱、陆的是非。用言论诋毁他人，这种诋毁是肤浅的。若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只是夸夸其谈、虚度光阴、浪费时日，这就是在诽谤自己，这样就严重了。现在，天下的人都在议论我，如果能因此为善，那么，都是在与我砥砺切磋。就我而言，不过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道进德。古人云：‘攻我短者是吾师’，作为学生，怎能连老师都不热爱呢？”

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史上相当重要的篇章——朱陆异同，因为这是王阳明为自己心学的正名仪式。表面上看，他是在评判朱熹和陆九渊，实际上，他是在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心学抬到显学的殿堂。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的“格物致知”简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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