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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冀中一日”筹委会。会议讨论“冀中一日”选择哪一天好,一致同意选在5月。鉴于5月即将到来,需要时间动员布置,就确定了5月27日。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生活和斗争。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宣传动员搞得相当深入,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一直把任务布置到各个村庄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都写着“冀中一日”四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查完“通行证”,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个字,问“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到了5月27日这一天,能动笔的人都动笔写作,据统计,亲自动笔写稿者有十万人。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许多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都热心参加了这一写作运动。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编委会的稿件,要用麻袋装,大车拉。打起仗来,还得用大车拉着打游击。
《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动。仅冀中区一级就集中了四十多个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才初选定稿。前三辑由王林、孙犁、陈乔等编辑审定,第四辑由李英儒负责。孙犁还根据看稿的经验,编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一书,首先在三纵队的《连队文艺》上连载,后来我把这本油印的小册子,带到山区,铅印出版,书名改为《怎样写作》。全国解放后出版的本子,叫《文艺学习》。①孙犁在这年秋季回到冀中的时候,《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正处在定向阶段。母亲告诉他:她也参加了区干部召集的群众大会,会上动员大家写稿,还念了孙犁的一篇文章,因此,她印象很深。李英儒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则这样说:“审稿工作大体结束之时,王林同志返回冀中了,接着孙犁同志也从路西来到冀中了。这两位大手笔的到来,编辑组和刻字印刷组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②当时,他们在滹沱河边的杨各庄和南北郝村安上锅灶,就工作起来。这一带村庄,距离周围敌人的据点都不过十五六华里,他们守着麻袋工作,选好一篇就刻写一篇。到了年底,大体编成。共选出二百多篇作品,约三十五万字,分四辑:第一辑“鬼蜮魍魉”(揭露日军暴行);第二辑“铁的子弟兵”(反映子弟兵的战斗和日常生活);第三辑“民主、自由、幸福”(写根据地民主建设);第四辑“战斗的人民”(写各行各业的群众生活和动人事迹)。书编成后,大家在最后一页上签名留念。那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签名:他们不排名次,用铁笔在蜡纸上把名字签成球形。后来,《冀中一日》的油印本在战火中失落。解放后,文化部门进行了广泛的征集工作,于1951和1958年先后寻到了第一、二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并为一书出版。“1959年秋天,河间县委从一位老教师处找到保存了十八年之久的第四辑。1960年5月,当年为精印《冀中一日》,朝夕伏案刻写的铁笔战士周岐同志,见到重新印刷的《冀中一日》,立刻将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四辑全书邮寄出版社。这样,诞生在战火中的《冀中一日》,又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得以重印,和更广大的读者见了面。”①孙犁认为,对冀中人民来说,“七七”事变后风起云涌、激|情动荡的农村变革,“是一次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运动与人民的实际斗争生活结合,因此十分坚强。”②他说,“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起的。
他称之为运动“副产”的、数易其名的《文艺学习》,却比《冀中一日》传播更广。这本书在《冀中一日》编成后第二年春天印出,虽是蜡纸刻印,竟印了一千本(《冀中一日》初次油印二百本,后经补选和校正,还没来得及付印,即因敌人发动五一“扫荡”而毁于坚壁之中,人们后来看到的,是黄|色麦杆纸的初印本)。“在那种条件下,这本小书的印刷,简直是一个奇迹,那种工秀整齐的钢板字,我认为是书法艺术的珍品,每一字的每一笔画都是勾勒三次才成功的。一张蜡纸印一千份,保证清楚没点染,也是经过印刷同志们苦心研究的。”①这本书,除了像上面《吕正操回忆录》中说的在三纵队的《连队文艺》上连载,还在晋察冀的《边区文化》上连载过。
在这本书里,不只体现着作者某些十分重要的美学思想,还体现着他对投稿者既能严格要求、又善于诱导的精神,而这些,可能也正是他作为一名出色编辑的成功秘诀之一。例如,他这样告诉投稿者:你心里有了许多话,你要描写一件事,这件事老在你的心里打转,它一切都准备好了,单等你拿语言把它送出来。那你就把它送出来吧,不要怕你的文字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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