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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的战士们希望社会能够关注那些身怀绝技却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们。崔英杰退伍后来到北京，一无学历二无资本，作为一个退伍军人最好找的工作就是保安，在被拖欠了好几个月工资的情况下，他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只能在街头巷尾摆摊卖烤肠。当然，我们不能单纯强调崔英杰是不是退伍军人，因为，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个公民，也有卖香肠的权利！

其实，李志强和崔英杰都是普通老百姓。从本质上说，他们两个都没什么区别，都是为了谋生。我们不能对李志强的殉职说三道四，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城管队长，他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我们必须对李志强表示无限敬意。崔英杰杀人，就应当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我们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么才能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在此案前后，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门执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本案虽以最极端的面目突然出现，却非偶然事件，而正暴露了以压制性手段进行城市管理的制度漏洞和突出矛盾。从更深层意义看，我们还可以说它反射出社会变革中公权力和私权利日益尖锐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继续存在或者无限加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城市的每个街头，可能都正站着一个崔英杰。

城市小摊贩和城管的冲突，是近年来我们城市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景象，崔英杰案只是其中最不幸的一幕，但是不管城管的力度如何加强，“无证摊贩”等问题始终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但是，要把一个城市动辄几万、几十万的“无证商贩”全给“管”好了、“规范”好了，绝不是靠简单化的取缔和查抄政策能解决得了的。无论多么发达的城市，在规划之初，就该留出足够的空间，给小商小贩以低门槛、高效率的经营场所，才能解决市容整洁与现实生存这一看似矛盾的需要。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观念要变，不能为了追求城市管理的洁净、整齐、文明，就一刀切地把所有看不惯的东西都赶出城外。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志强和崔英杰正用自己的遭遇推动城市管理理念的改变进程。在李志强被杀之后，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对于小商贩的管理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城市划出专门的区域供小贩摆摊，北京对于小商贩的经营管理也缓和了许多。

当崔英杰们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天地之大，崔英杰们需要一条生存的路，这是摆在城市管理者和政府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毫无疑问，崔英杰杀人有罪，他终究要为自己的冲动不冷静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给崔英杰判了死缓就忘记崔英杰那挥出的一刀。那是一把刀吗？那是一声生存的呐喊，一个让人泪下的对于和谐的呼唤！

第二章：图穷匕现；复仇血溅研究院（1）

2006年6月8日，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该单位8年前被辞退的工程师王衍芳持刀闯入研究院，杀害了前任院长和前任书记。从一个工程师到一个辞退职工，从一个北大高材生到一个像被死狗一样被扔出来的废物，王衍芳从参加工作之后，忍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击。除了第一次打击是来自天命，他无法抗争。但后来的几次打击，王衍芳觉得给他灭顶之灾的是研究院，是陆院长和米书记。王衍芳被辞退后，妻子同他离婚，并带走了两个女儿。王衍芳随之承受了妻离子散的人生第六次打击，这时候的王衍芳已经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他惟一的想法是与那些改变他人生的人同归于尽。

从2006年10月12日王衍芳被起诉到法院以来，王衍芳杀人案的相关资料在我的案头已经搁置了8个月，但我却一直没有动笔写这个案子。从开庭到宣判，我两次旁听这个案件的审判过程，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现在王衍芳上诉案件正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审理之中，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这个被众多媒体称之为“逼上梁山”的杀人犯。

我曾经把制造王府井血案撞死撞伤9名无辜者的艾绍强与梁山上的武松作过比较，得出个人恐怖主义的结论。但是，对这个被称作“逼上梁山”的王衍芳，我至今却不知道怎么定位才算准确。我只是常常在望着王衍芳杀人案的卷宗发呆的时候，眼前浮现出两个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的画面：

第一个画面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节中，林冲挥舞着花枪在山神庙前刺死陆虞侯，此时大雪横飞，林教头豹眼圆睁恰似一团火球。那个仰拍的镜头，让人感到复仇后的酣畅淋漓。

第二个画面是“宋江三败高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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