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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或即将）被推展至全世界。

10月30日下午，研究院举办了一个形式简约但气氛热烈的九周年庆典暨十周年倒计时仪式。创新“魔棒”由前任院长沈向洋博士传到我手里，这意味着我将带领研究院全体员工，共同迈向下一个激动人心的十年。能够与一群“全世界最具创新激情的人”并肩奋斗，共同将我们头脑中模糊的梦想变成清晰的、可以把握的现实，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了。而且我对研究院、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我见证并协助了这个充满朝气的研究机构的成立（1998年），面试了第一批研究员——那时我还在微软美国总部从事“多模式人机界面”（结合语音、触觉、影像等人机界面技术）的研究。

活动结束后，我们飞往珠海参加一个内部会议。会后的24小时里，由珠海至澳门、由澳门到香港、再由香港飞赴台湾，我辗转于两岸四地，沿途之所见闻令我颇有感慨。

24小时的旅程

早在1993年我便到过珠海。时隔十余年，再访这座海滨小城的感觉是奇妙的。依旧是那样美丽、宁谧和洁净，但我知道，珠海不再只是南海边的“城市花园”，而且是控引珠三角、襟带港澳台的“软件业天堂”。在我看来，蓬勃发展的珠海软件业是整个中国软件产业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人均GDP5000美元至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且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不仅如此，在移动通信、个人电脑、互联网等多个市场领域，中国均拥有世界领先的用户规模——凭借着世界领先的人才和市场资源，中国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IT和软件业强国。

澳门是我此次行程的第二站。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后面会解释），我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近距离观察这个有着迷离和奇幻色彩的城市，但听酒店的服务生介绍，近年来澳门博彩业收入不断增长，甚至已凌驾于“赌城”拉斯维加斯之上。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很显然，这些年来澳门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短暂的休息后，我从澳门搭乘快艇到达香港。眼前是我所熟悉的城市。近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和香港高校之间的合作规模在不断扩大，我和一些同事因而时常到香港出差。和澳门一样，香港以大陆的广袤市场和丰富资源为依托而大获裨益——这颗“东方之珠”不仅连续多年在“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评选中排名第一，且其与内地的贸易额亦于10年间增长了1倍。十年来，香港经济和科技获得了强劲且持久的动力——我所接触的很多港人都发出这样的感慨。

父辈的宏愿　洪小文（2）

在香港办理了“过境”手续，我终于坐上了飞往台湾的班机——也是24小时旅程的终点站。“这可真是大费周折！”我想，虽然早就亲身体验过所谓“过境”的种种麻烦，但这一次，我的心情却很不一样。

以往我曾多次往返于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但没有哪一次比这次的“24小时之旅”更让我深思——沿途经过的这几个城市可说是各有特点。然而，珠海、澳门和香港虽然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大有分别，但却有着一致的目标和共同的梦想，城市也因此而充满希望。

13亿中国人正不断带给世界以新的震撼；崛起的中国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时刻吸引着全球的资本和人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立两岸四地共同的经济体，应当成为各界努力的方向。

父亲的遗愿

我终于抵达了台湾，带着满怀的无奈与哀戚。

匆匆赶回台北的家，是为了我父亲的葬礼。就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即将进入十周年之际，我接到了噩耗。在被病魔困扰了一年多以后，父亲平静地走完了最后一程。

父亲是宁波人。他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命途多舛，自强不息。由于双亲很早便已辞世，所以五、六岁的时候，他便开始和唯一的姐姐相依为命，艰苦谋生——在那样一个艰难时世，两个孩子稚弱的肩膀上承荷着多么沉重的生存压力，这是局外人所很难想象的。

1949年初的宁波已是个通商口岸。父亲刚刚24岁，但已经有了一艘小帆船。他常常往返于宁波、舟山、奉化间，做些异地小贸易。我听父亲说起过赴台的缘由——有一天，同行告诉他说台湾的物资紧缺，如果能带一些货物过去，就可以赚不少钱。对于父亲这样惯于在幽深莫测、“脾性”诡谲的大海上讨生活的船民来说，尽管以一艘小帆船远赴台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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