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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奈斯比特感动得热泪盈眶。”王巍说。

奈斯比特最终下定决心要书写中国。王巍帮助联系了时任天津市长的戴相龙，戴相龙与奈斯比特见面后，欢迎他到天津建立研究所。正好，接洽此事的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是天津财经大学校友，于是“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就在2006年落户到了天津财经大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奈斯比特不仅是一个个体，在大百科全书中，他还是一门学科。他退休很多年，许多事情都不做了，这相当于重新启动了这门学科，并且把它移植到了天津。”王巍说。

“中国大趋势”项目随之启动。项目团队由天津财大和南开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组成——天津财大的王育琨博士和南开大学的周云波博士、吴帆博士作为项目组的三位中方主任，20多位来自两个学校的本科生和硕士生负责资料收集等基础工作。

“任何社会变化都是从底层开始的”

项目组需要做的就是搜集报纸信息，摘编并翻译成英文，提供给奈斯比特。周云波和吴帆则负责把关。吴帆介绍说，在奈斯比特指导下，项目组选择了100多个城市的报纸，“有的是省会或经济发达城市，有的则是二三线城市。考虑到内容覆盖面的广泛性，最后选择的大多是各地的日报。”奈斯比特对于素材的选择有明显的奈氏风格。

“首先，他不要国家级的报纸，而是用一些地方的报纸。他希望更多地了解自下而上的变化，看老百姓的想法，变化在哪里。”吴帆说，“他认为在看上去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变化中，可能蕴含着真实的趋势。”“他的思想观念是，任何社会的变化都是从底层开始的，不同的小故事就可以拼成一个发展趋势。”

周云波说，“他当年的《大趋势》就是这么写的。”其次，奈斯比特不要带有倾向性的报道。“一些深度报道的媒体就没有选，因为他要的仅仅是事实性的东西。我们一开始会把点评和评价性的内容给他，但他说不需要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比如广州市政府今年承诺解决多少百姓的住房问题，他不要这种‘承诺’或‘将要’的东西，他要的是年底兑现了多少。”吴帆说，“这是他能保持客观的一个基础。”

“他的独特之处是善于对碎片化的信息作出整合。报纸上的信息是比较零散的，涉及各个方面，覆盖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经济政治改革，但他能够从碎片中找到规律性。”吴帆说。奈斯比特分析法尽管年事已高，但是在吴帆看来，奈斯比特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敏锐度。“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细节中，他能够看到趋势。”

改革越多，中国模式越有效

选取负面报道比较少的党报作为素材来源，能否保证此书的全面性？奈斯比特说，他的结论并非完全建立在报纸的报道上，“我和妻子去了中国许多地方，与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交谈，并且也参考西方对中国非常尖锐的报道。”

尽管如此，书的整个基调仍然对中国褒扬有加，甚至不乏溢美之词。全书分析了支撑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这八大支柱中蕴含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奈斯比特告诉记者。

他眼中的“中国大趋势”可总结如下：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纵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奈斯比特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世界。“对别的国家来说，改革越多，中国模式越有效。”

定居中国想在天津买房子

奈斯比特格外重视教育，他认为未来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在这方面，他向中国提出了善意的建言。《中国大趋势》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必须把学生从家长制、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独立思考。如果教育和其他机构依然坚持等级森严的家长制，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的教育体制过于强调死记硬背，非常重视考试成绩。“这可不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沃土。”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人的“面子问题”。约翰·奈斯比特在书中描绘了一个有趣的场景：一家公司老板训斥一位工作出问题的员工。在美国，被训斥的员工乔走出老板办公室可能会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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