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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赏心乐事谁家园……明·汤显祖（1）

中国人喜造园林，坐拥山水花木之乐。

园林者，有园有林方宜其名。

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拥有着丰盛的植物资源，许多世界上著名的美丽、芳香的花卉原产自我国；通过古代劳动人民长期辛勤的栽培实践，我国很早就成为园林和植物引种驯化的发达地区，以致在世界上获得了公认的“园林之母”的称号。

不少文献资料皆称黄帝时代已造园林。如《庄子》：“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韩诗外传》：“凤止帝东园，巢于阿阁”；《说苑》：“凤集东囿，食竹食，栖桐木”；《文选》：“鸣凤在林，伙于黄帝之园”。“圃”是以种植菜蔬为主，但也繁衍草木的园林，所以《诗经·齐风·东方未明》有“折柳樊圃”之说。“园”，《说文》释得明白：“所以树果也。”最古老的是“圃”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其写法是在一个方匡中再添三至四株草或木，完全是个象形字。但黄帝事迹，古远渺茫，人们多不能肯定其为信史。

据说，夏代已有皇家园林，并种植有芍药、桐树等花木。宋人虞汝明《古琴疏》云：“帝相元年，条谷贡桐、芍药，帝命羿植桐于云和，命武罗柏植芍药于后苑。”“相”为夏代第五个王，羿又称后羿，是夏代东夷族中的有穷氏的首领。

殷商第一代王汤在灭夏后建囿，称为“汤囿”。（见于《淮南子·泰族训》）末代君王商纣建“沙丘”之园林。司马迁《史记》载：“（纣王）原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与奇物……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足见其骄奢。后来《史记集解》（南朝刘宋·裴骃）考证说，沙丘在“巨鹿东北七十里”。这就是由正史首次记载的我国帝王的园林。

与此相比，奠定灭商基础的周文王所建的“灵囿”，则是一片祥和之气。《孟子·梁惠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又：“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诗经·大雅·灵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百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商代，囿中的草木鸟兽是由其自然滋生繁育的，人工设施不过是筑台掘沼以及在划定的界域上设垣置栏而已。建囿的目的是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和军事训练。而到了周代，王室设有掌管园圃的官吏，称为场人或场师，有意识地负责管理果树、瓜蔬、珍异文物。

大量记载着西周至春秋中叶历时五百年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的《诗经》，其中不少地方涉及了一般庭园的花木，如《魏风·园有桃》：“园有桃，其实之殽”，“园有棘，其实之食”；《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小雅·鹤鸣》：“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园中有人工栽培的桃、枣、桑、檀等树种。

在各国纷纷争雄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树立和巩固王权，纷纷大建宫室园林，因为它们实在是王权强大统一的象征。如春秋时期，楚庄王有层台。《说苑》称其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楚灵王造章华台，苑中栽茶与海棠。吴王夫差大兴土木，有姑苏台、会录园、梧桐园，又在灵岩山高官为西施修玩花池，内栽荷花。战国时期，魏有“梁囿”、“温囿”（见《战国策》），秦有五苑（见《韩非子》）等等。秦昭襄王在位时发生饥荒，有人建议，在五苑中种植蔬、橡、果、枣、栗之类，用以济民。

秦汉开始，园林急剧发展，其中称为“苑”的皇家园林，广可达数百里，内建宫室，或在宫室中辟地建苑，称为“内苑”。苑中花草林木，大量的是由人工移植栽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渭南建上林苑，搜罗名果异树多达三百余种。一些观赏植物成为了宫殿的名称，如长杨宫、兰池宫等。汉武帝刘彻扩建上林苑，《汉书·旧仪》载：“上林苑广长三百里，置令丞右左尉。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猎射苑中，取兽无数，其中离官七十所，容千骑万乘。”苑中林木发展到二千余种。司马相如《上林赋》虽写的是秦时旧苑，实际反映的则是汉家现实。在他的描述中，苑中植有兰惠、江蓠、麋芜、留夷、蘘荷、杜若以及桂、卢橘、柑、柰、梬枣、蒲陶、荔枝、石榴、槟榔、枫、桦、椰、棕榈、檀、樟、冬青等大量香草佳木。葛洪《西京杂记》也具体列出了一个名单，其中有梨十种，枣七种，栗四种，桃十种，李十五种，柰二种，查三种，稗三种，棠四种，梅七种，杏二种，桐三种，此外还有林檎、枇杷、楟、安石榴、白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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