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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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送走了小妹美龄后，就回到了生病的母亲倪桂珍身旁，终日照料母亲，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尽一份孝子之心。母亲病情稍好，她便陪母亲去苏州，逛杭州，尽享天伦之乐。

1929年8月上旬，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要在柏林召开，并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作为名誉主席的她，刚刚回国难以参加，于是她在寓所拟定了电报全文，声明自己不参加的理由，同时也以激烈的言辞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工农、对外亲帝反苏的罪行，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电文尖锐深刻，像柄利剑直刺蒋政权的心脏。蒋介石怕得要命，直接封锁了这一消息，大报小报概不登载。所以电文也成了秘密传单，在大街小巷传递。

直面白色恐怖

尽管蒋介石用心良苦，花样翻新，用各种手法对宋庆龄进行讨好和拉拢，但宋庆龄从未在其软化和利诱下动过心。

面对蒋介石的威迫和暴力，宋庆龄表现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挫而弥坚，斗而弥勇。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宋庆龄也没有后退一步，正像法国著名文豪罗曼·罗兰指出的：宋庆龄不但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而且是“一头名符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

随后，蒋介石制造了一幕幕白色恐怖。

1931年8月17日夜，宋庆龄最为亲密的朋友邓演达被蒋介石政府抓捕。

宋庆龄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是在上海莫里哀路29号的住宅里。

宋庆龄视邓演达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曾流亡苏联，一同总结经验教训，又一同扯起了革命的旗帜，他是位干起工作不要命的好同志；回国后，他又积极地投身到反蒋的洪流中……这一切，都在促使宋庆龄要下决心营救邓演达。

可是话说过来，此事谈何容易！要知道，营救邓演达，必须亲自向蒋介石求情。特别是这次求情，不是求同志而是自己的敌人。她曾发表过谴责蒋介石，不与其同流合污的“七·一四”声明；孙中山南京“奉安”时，她又反复重复这个声明，致使蒋介石要对她下毒手。眼下真的要求情，还真为难了宋庆龄。

宋庆龄经过一段痛苦的斗争后，决定开始营救邓演达的行动。尽管事情艰难，但她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9月的南京，宋庆龄见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闻听宋庆龄求见，心里一怔。为笼络宋庆龄，他绞尽了脑汁，包括中山陵工程的修建，耗资百万，都没有感化宋庆龄。如今宋庆龄自己找上门来，他还以为她受了感化，降服于他呢！结果是出乎蒋的意料。最后，宋庆龄一定要见邓演达，蒋便耍一个花招道：“我还不知道此事哟……”。宋庆龄愤愤然地离开总统府。

第三章 孙中山离去后的日子（4）

后来宋庆龄得知邓演达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受尽了皮肉之苦时，于是又登上了南京的列车看望邓演达。

孙夫人来看，使邓演达深受感动，他垂泪痛哭，并说：“夫人来看，我也死而无怨啦！”

就在宋庆龄离开牢狱之后，早有人把邓演达与宋庆龄秘密会见一事报到蒋介石处。蒋介石大怒，宋庆龄与邓演达的会见，又缩短了邓演达的生命时间。紧接着，蒋介石便下了处决的密令。

宋庆龄闻此消息，立即乘车去南京，找蒋介石质问，蒋介石道：“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庆龄听后勃然大怒：“你们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说完，一抬手把茶几掀翻在地，蒋介石急急逃上楼去，宋庆龄愤然离南京返沪，含泪写出了《纪念邓演达》的文章，呼唤人民不畏强暴。

此时的宋庆龄深深知道，身为“国母”，她必须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把这些被扣上各种可怕罪名的正直的爱国人士营救出来。想到自己的使命，一股浩然之气在宋庆龄胸中激荡奔突……她又开始在南京奔走，开始了营救国际友人牛兰夫妇（牛兰夫妇是两位持有瑞士护照的美国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务是专门协助中国地下革命者的）等人的斗争。

宋庆龄在南京奔走呼号，游说鼓动。她提议组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统一处理*问题。不久，平地一声惊雷，以宋庆龄为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宣告成立。民保盟的成立宣言称：“这个同盟不是一个政党”，是无党派性的，决不专为一党一派的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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