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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就存在本身而言，疼痛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正如《俄狄浦斯王》中的最后一句台词所言：“在还没有跨越生命的大限之前，在还没有从痛苦中得到解脱之前，没有一个凡人敢说自己是幸福的。”但尤凤伟显然不是为了表达这种终极意义上的存在之痛，他更多的是通过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们在求存过程中所遭遇的内心之痛，以及他们在这种疼痛中的反抗与挣扎，来激活他们极易被人忽略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灵魂深处许多非同凡响的人性品质。像《原始卷宗》、《幸存者拾米》、《凶手》、《圆圆的天空》、《山地》以及《回家》中的主人公，虽然不断地遭受各种权力体系的盘压和威胁，但他们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格操守，与那些反道义反伦理的强权势力进行着顽强的抗争，即便是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即使像《沉默的格》中残障而幼小的格，同样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完成了对原欲与罪恶的惩罚。在这些人物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执拗，是一种与主流社会左右逢源式的生存准则完全相反的人生信念，是一种远离了狡猾、虚伪、阴险、中庸、善变等反道德化的率真个性。他们似乎都有点“认死理”的性格逻辑，但正是这种代表了正义与公道的“死理”，显示了他们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而《老安的咏叹调》、《失去的山楂林》、《庞跑婆婆》、《乘车而去》等作品中的人物对人性的自我拷问，虽然处处显得无奈而又无望，潜藏着各种难以言说的隐秘之痛，但在叙事话语的背后，也同样喷薄着令人敬畏的人性之光，映现出许多超越常人的伦理操守和价值信念。在“石门系列”中，尤凤伟更是完全沉浸在生命的隐秘部位，沉浸在人性中“不可启齿的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写生命中理性与感性的博杀，欲望与道德的博击。写奔腾于血液中最原始最有力量的因素。写生命的执拗。”于是，我们看到，《石门夜话》中的二爷、《石门呓语》中二爷的新夫人珠、《石门绝唱》中的玉珠，都以种种不可理喻的方式盘旋在道义与欲望的隐秘地带。在那里，他们或说或唱，辗转徘徊，左冲右突，顽强而又执著地敲开对方的人性之门，激活对方的生命情感和种种非理性的本能欲望，并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

这种人性的复苏与挣扎，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几乎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在这部小说中，尤凤伟将历史的灾难不断地化为人性的自然冲突，使残酷无情的政治压迫不停地演变成活生生的人性搏杀，然后又通过不同人性的相互搏杀来反推历史自身的不幸。在这种人性的相互搏杀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那种无所不在的权力淫威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摧残，也不只是右派们对自身在罪与非罪上所进行的抗争，因为这些问题早已借助革命的霸权话语在专政机器的直接干预下，迅速地将他们变成了地地道道的阶下囚。我们所看到的最为惊心动魄之处，是一群又一群在一夜之间因言获罪的右派们，如何在“改造”中展示自己的内心品质，尤其是当肉体的饥饿与死亡随同精神的极度箝制一起袭来时，他们，作为一群活着的人，是如何面对这一切，进行着从群体到个体的人性搏斗。尽管尤凤伟在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三类人物的人性取向：一类是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等为代表的永不屈服的抗争者，一类是以周文祥、苏英、吴启都、陈涛等为代表的委屈求存的软弱者，一类是以高干、张克楠等为代表的权力的帮凶者，但是作者选取的叙述立场，却是站在周文祥这些带有中间性质的人群中。这无疑既确保了整个叙事的合理性，又确保了整个叙述的客观性——因为对于冯俐他们来说，“反抗即死亡”的政治强权不可能给他们以言说记忆的机会，而让高干等人来复述这种记忆，显然会远离历史自身的真相。同时，尤凤伟选取中间人物来承担历史记忆的修复者和还原者，还有着更深的人性意义。由于反右运动的实质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改造，而是以“改造”作为人道主义的幌子，通过赤裸裸的非人道的专制手段，直接对自由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和记忆的双重清洗，对他们的生命与尊严进行强制性的剥夺。在这种精神与肉体的巨大威胁下，右派们不仅出现群体上的分裂，也同样出现个体自身的分裂。尤凤伟的意义在于，他以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情怀，既颂赞了冯俐、龚和礼、李宗伦等抗争者永不低头的高贵品质，又接纳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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