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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牙祭。太平年月,千金之赠,不算慷慨,困难时候,一饭之邀,就令人感到温暖如春了。“现在想来,那时的同志关系,也不过如此。我觉得这样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值得追念的。”①他和张冠伦是1916年抗战胜利后在冀中认识的,张为人热情厚道,他负责的纸厂是一个土纸厂,在一家场院里,设有两盘石碾,用骡拉,造的纸专供《冀中导报》用。
在这个小区,他还被分配到大官亭掌握过工作。这已经是1948年春天了。大官亭有一所完全小学,每天晚上,孙犁都要利用它的大课室召集贫农团开会,散会的时候,常常是星斗阑干,甚或鸡叫头遍了。学校的老师们都和他关系很好,凡集日改善生活,校长总是把他邀来,并请一位青年女教师端给他一碗非常丰盛的菜肴。“我那些年的衣食,老实讲有些近于乞讨,所以每请必到。”②吃饱了,就和老师们娱乐一番,他出的节目,照例是京戏。
就在这期间,《冀中导报》正在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对他进行批判。
问题弄得这么严重,主要和家庭成分有关,此外,也和“知名度”有关。先时,他在延安写的几个短篇,如《荷花淀》、《芦花荡》③等,曾由张家口电台广播,《晋察冀日报》加按语予以转载。他到河间后,《冀中导报》又登了那样一个短讯,称他为“名作家”,这件事虽然使他“苦恼”①,却使一些人感到“骇人听闻”。这些可以说是诱因,引起批判的直接原因,则是他的两篇作品。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他到了旧游之地的同口,住在老朋友陈乔的家里。这本来也是抗战期间养成的习惯,住在有关系的人家,生活上有些照顾。那时讲统一战线,住宿并不注意阶级成分,住在地主、富农家里,物质条件也好一些。同年,他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篇题名《一别十年同口镇》的通讯,末尾讲了几句朋友交情的话:“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些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这些话,今天看来固无问题,在当时也符合党的政策(文章里说的情况,是当时的政策所提倡的)。但在同年冬天的土地会议上,这却是他受到批判的一个理由。再就是那篇发表于同年《冀中导报》上的《新安游记》②。新安地处白洋淀一带,地势很低,四面临水,在一个雾气很重的黄昏,他从端村到新安城墙附近转了转,回去很快写成了这篇小说,结果把大街的方向弄错了,这就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652孙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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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孙犁文集》第一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他在1946年7月4日给康濯的信里说:“所苦恼者,咱在冀中也成了‘名流’,有生人来,要去陪着,开什么会,要去参加,有什么事,要签名。我是疏懒惯了的,常自觉闹出了欠妥之处,烦忧的很。”——《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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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总的看来,引起批判的,是某些社会性原因,并非文字之过。当批判的消息传到孙犁的家乡东辽城,人们不知“客里空”为何物,不只令老母悬念,也加重了对家庭的斗争。孙犁自己总结这件事的教训是:一、率尔操笔,缺乏调查;二、去新安时,未至县委联系,那里的通讯干事,出面写了批判文章,并因此升任《冀中导报》记者;三、报纸吹嘘之“名”,引起人之不平①。
应该说,他的作品受到报纸的公开批评,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的短篇小说《碑》②在1946年4月15日的《冀中导报》上发表后,《晋察冀日报》副刊上就登出过署名白桦(据康濯说,这个白桦,不是现在的作家白桦,也不是曾任天津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白桦,其情况不详)的批评文章,不过性质和这一次不尽相同,也远没有这一次规模大,但究其根源,也还是一个“左”。孙犁在1946年7月31日致康濯的信里答辩说:“……我觉得他(指白桦——笔者)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过于严重,老兄知道,咱就怕严重,例如什么‘读者不禁要问:这是真实的吗?’我不是读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离我家五里路的地方。”此外,他的小说《琴和寓》、《钟》③,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受到过至少是不尽公平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微不足道,但,“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谁能说像《冀中导报》上那样大事张扬的批判,和这些批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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