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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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宋健其时尚幼，不知何为鬼子？只因了父母的闻“鬼”色变，便将大人脸上那种无限惊惧，深深的习染复印在自己小小的身心之中，朦朦胧胧的有些知道，那个叫“鬼子”的东西，是个极恶的物事，是万万惹不得的，这物事不光只吃爱哭的小孩儿，而且连不爱哭的大人也一律是要吃进肚里的，比招来虎狼之类的动物更加可怖可畏，如果真的哭来了“鬼子”，那就大祸临头了。

于是，心里就怕怕的，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屏住声气，学乖不哭。

那时的许多孩儿，都是在这样的恐吓中长大的。

鬼子加上贫穷，一个总是怕怕的，一个总是饿饿的，作为一个小孩儿的日子便很是不好过，只是相比大人的日子，还是要好过许多的。有了一口吃食，大人们总是舍不得吃，先要紧着孩儿吃饱，然后才轮到自己。遇上真的一回鬼子来了，大人们首先要保护的还是孩子，所以大人们的日子，比小人们的日子更加难过。

小时候的宋健，想来天资很是聪明，至于顽劣与否，宋健却没有提过。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生在贫穷和战乱之中的宋健，照旧会有一个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童年。再苦难的童年也是金色的，因为童年最善于的是忘却，只要有父母的爱与呵护，只要和小伙伴们在一起，顿时便会忘却怕怕的和饿饿的感觉，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乐和富有，这时那怕啃一口树皮，喝一口凉水，也会觉得十分香甜。

何况，那时处于穷乡僻壤的一个村庄，还没有被现代化的工业污染，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再恶毒，大约也烧不尽乡村中的自然风光吧？想来乡村还是一片原生原色原汁原味的山野风光，侵略者燃起的战争的恶焰，大约也顾不及这么一个穷乡僻壤，只是偶尔地伸着贪馋的火舌，凑上去舔个一口两口，舔过了便会走开。

春天毕竟是要来的，夏天也必然不会迟到，走出破屋去，眼里仍然可以看见山是青的，水是绿的，田野风光是秀丽的，自然还是生机勃勃的，也是慷慨大方的。

所以，宋健虽然生于战乱，心里怕怕的，肚里空空的，可是因为童年里有父母的呵护，有自然的抚爱，心灵却是健康的，没有因为战争和贫穷而扭曲。

那个小村庄的人们世代务农，天天每每地面朝黄土背朝天与田地拧眉，跟村里的养的鸡也似的，要靠自己天天在地里刨食，因为主人无米可喂它们。相比果腹的食物便要比精神的食物要重要得多，文化在贫穷的眼里，便成为一种奢侈品。

用宋健自己的话来形容：全村世代无鸿儒，户户近白丁。

更值得庆幸的是，村子里有一个老师，名叫张绍江，在这个穷村里办了一所贫穷的小学，贫穷的是教室，却不是知识。兵荒马乱也不肯离开，坚持不懈地教几十个幼童上完了四年级。试想，如果这位张老师当年走掉，那么恐怕宋健便会和父母一样是个文盲，至今还在那个小乡村里务农，农忙时伺弄庄稼，农闲时闲话桑麻，中科院里便会少了个控制论的专家，国务院里便会少了个国务委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了华北，山东，胶东各县城镇相继沦陷。日军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张绍江老师不得不含泪离开了孩子们，以便回家去照料一家老小。村里的孩子们都无书可读，宋健求知欲正强，像一只饿绿眼的老鼠，每天都四处找书看，没事就翻那几本旧课本看，课文都可以倒背如流。兵荒马乱之际，谁还会想到让孩子们读书呢？宋健整天心里闷闷不乐。

宋健很动情也很感慨地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然而，天不忍塞孩子们一隙之明，李琪、林一山等共

产党人领导了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第三军，建

立了敌后根据地。浴血抗战之际，他们也未忘让孩子们

受教育，责令各地建立完全小学，即小学五六年级和几

个战时中学。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又得到机会念

完小学五六年级。

我于1944年考入文登荣城威海联合中学。日军扫

荡，天天逃难，中学无住所、无教室，全然是一支孩子游

击队。学枪、学炮，还似懂非懂地学了抗日游击战之类

的高深课程。1945年德国战败，抗战到了最后阶段，八

路军需要知识分子，故解散联中，鼓励从军。我，这个初

中一年级尚未念完的小知识分子被分配到八路军东海

军分区当护士。日本投降前夕，又逢精兵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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