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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抄本《北红拂记》的“底本”与抄录年代

所谓“抄本”，版本学家有相当严格的“界定”，可参阅《古书版本常谈》　中的解说。研究者凡遇到抄本，都要对其纸张、墨色、印记做一番鉴定，以别真伪。同时，研究者还要对抄本的流传承续的“历史”做一番调查研究。这个过程虽然比较复杂，但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

抄本《北红拂记》发现之后，我首先鉴定了纸张、墨色、印记，可以肯定为清末至民国间的写本，而非近二三十年内的新抄本。随后我查阅了许多部清代戏曲方面的目录专书和相关的戏曲专著、论文和数种红学专书，核实前贤与时彦究竟有多少著录及著录的内容。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戏曲目录专书如姚燮的《今乐考证》（线装，抄本）、傅惜华的《清代杂剧全目》、黄文旸原本《曲海总目提要》、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戏曲辞典》及周妙中的《清代戏曲史》等专书中，均无《北红拂记》抄本、刻本的记录。除了红学大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根据尤侗《艮斋倦稿》卷九所收《题北红拂记》全文外，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卷八著录了曹寅所撰《太平乐事》、《北红拂记》二杂剧。庄先生在《北红拂记》条下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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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伊消得人憔悴（3）

此戏未见著录。钞本。署名柳山。其他戏曲书簿未见著录。仅见《剧说》并《艮斋倦稿》卷九《题北红拂记》。凌濛初亦作《北红拂》，系《红拂三传》。清初刊本有鹊（玉）亭主人《北红拂》一种，凡十折，即尤侗所题荔轩本，为曹氏作品。未见流传。惟此钞本见藏文化部艺术局。

这段考文的重要性有两点：一是《北红拂记》有“清初刊本”，只是“未见流传”；二是“惟此抄本见藏文化部艺术局” ——即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内所发现的这部“邵锐手抄秘籍”。

那么，邵锐手抄的《北红拂记》的底本是据于今“未见流传”的“清初刊本”抄的，还是据某部手抄本过录的呢？起初，我认为两种可能都有，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邵锐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极有机会从故宫博物图书馆所藏罕见的《北红拂记》的抄本或刊本“录副”自藏。特别是抄本《北红拂记》内钤有多方“杭邵锐手抄秘籍之记”印章，其中“秘籍”二字令我向这方向猜想。但是，在我仔细检阅邵锐的手抄本时竟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即抄有《北红拂记》的这册抄本末页紧靠书脊处写有一行文字：“癸未九秋从吴县潘氏藏车氏遗集稿本录副，杭邵锐记”。文字上方钤方形阴文“邵锐”二字印，下方钤方形阳文“茗生”二字印。从这段题跋中可以确认两点：

（1）邵锐手抄《北红拂记》底本是“吴县潘氏藏车氏遗集稿本”而不是“未见流传”的“清初刊本”。

（2）邵锐手抄《北红拂记》的时间是“癸未九秋”，合之公元纪年是1943年的10月至11月间。

吴县即今江苏苏州。潘氏是当地书香名门，其家藏书历史可以上溯到清乾隆年间的潘奕隽。其后传至咸丰年间有著名学者潘祖荫（1829—1890）承继先人的藏书传统。再其后有潘承厚（1904—1943），潘承弼（1907一？）兄弟二人相继拓展，藏书达20余万册，成为清代中叶至民国间著名的藏书之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潘承弼曾受业于著名戏曲家吴梅门下。故在潘氏藏书中收有《北红拂记》等一批戏曲稿本是绝不奇怪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邵锐手抄《北红拂记》的传流承续脉络是清楚而可信的。

四、抄者邵锐家世生平说略

今天，当我们有幸读到曹寅撰《北红拂记》的时候，首先应该向60年前不辞辛劳为我们“手抄”和珍藏这部具有珍贵文献价值的曲本的邵锐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我因心存此念，当发现抄本《北红拂记》之后，我用了不少时间去图书馆查阅有关邵锐先生的传记材料，以求弄清他的家世生平，乃至他抄录《北红拂记》及其他戏曲珍本的真实经过和目的。

在《邵锐手抄曹寅（北红拂记）的发现及内容》的报告中，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只粗略地介绍了《北红拂记》抄本的概貌。实际上，邵锐手抄的戏曲珍本共一函五册，由于每册上没有标明前后次序，很难确定哪一本是第一册，哪一本是第二册。我只是依当时打开函套后的排列次序认定《娇红记》是第一册，《牧羊记》是第二册，《红纱》（内有《碧纱》、《挑灯》）为第三册，《玉梅亭传奇》排在第五册。《北红拂记》排在第四册首篇，后有《帝妃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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