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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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个新政府,尽快筹组政党,迅即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立行宪政,“激进论”又迅速抬头。
这时,徐佛苏在京主持成立了请愿同志会,并于5月组织各省代表进行请愿,商会、教育会、华侨等社会团体成员也都纷纷加入,形成了一股请愿旋风,一个接一个的上书飞向摄政王载沣,载沣左右为难,谘议局及政府所设机关,不能镇压又不能让步,况且如今“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逼近,饥谨四告,”革命党又前赴后继,如燎原之火,国势危难在即,似乎惟有召开国会,无有他法。但是在顽固势力的干扰下,载沣没能一揽大局,于6月27日发布上谕:财政困难,国家时局混乱,民众自治能力低下,尚无条件提前召开国会,仍以九年为期筹备,不准再请愿干扰中央行事。
第二次请愿运动失败后,各省代表仍为之不懈,决议扩大请愿运动规模,决定第三次请愿。这时北京同志会各省分会陆续建立,并且发动了国民及工农商各界人士签名尚书运动,请愿运动生机勃勃。《国风报》同时刊登了梁启超的《为国会限期问题警告国人》一文,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督促各省议员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斗争,配合各方运动。
8月,徐佛苏主持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机关刊物《国民公报》在北京出版。此后,《国风报》与《国民公报》南北谣向呼应,共同推动了第三次请愿运动的迅猛到来。
《国民公报》发刊后,利用排满“革命暗潮”,沉重诋毁清廷并且鼓吹立宪,成为各省议员与请愿国会团体的会场,可谓“团体之坚,民气舆论之发扬,足以揭破清廷之昏庸,引导民众革命之激潮。”而此时梁启超感于清廷的昏庸顽固,思想更趋激进,革命之念渐渐流露直至浓厚,陆续在《国风报》上发表急进言论,推动着请愿运动形势的发展。
10月3日,依照《钦定宪法大纲》的规定,清廷主持成立咨政院,大量立宪派人士的存在,使得咨政院成为立宪派的政治基地,立宪派则作为一支合法的独立的政治势力,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以梁启超的《咨政院章程质疑》、《论咨政院之天职》、《评咨政院》等文章指导运动,公开站立在清廷的对立面,与清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主力军。
清廷面对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热潮,手足无措,惶恐不安。11月4日,应咨政院、谘议局和各省督抚之请,谕令“着手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定,提前颁布试办。”请愿运动得到初步胜利。
清廷的妥协让大多数立宪派人士欣喜不已,他们张灯结彩,组织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欢庆请愿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但以梁启超为首的激进派认为上谕中没有立即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内容,清廷又勒令请愿代表迅速离京,不得滋扰生事,引起了徐佛苏、孙洪伊等激进分子的强烈抗议。随后梁启超发表《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指责清廷敷衍民意,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坚持以即开国会为唯一目的,警告当权者“若仍坚此不变,世界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对清廷的绝望和愤怒化成无尽的仇恨,言论渐趋革命。此时革命起义如燎原之火,渐有欲燃之势,而梁启超的激进言论促使一大批立宪派会员逐渐倾向于革命。再次引起了康有为的反对,康有为愤责梁启超是“一人叛变,全党皆动”的罪魁祸首, 两人的沟壑越来越来深,水火不相容。
1910年8月,日本吞并朝鲜后,野心勃勃,东北人民深感危机,奉天的立宪派首领商讨后,决定领导青年学生罢课请愿,天津、直隶等地学生纷纷响应,罢课、游行,“断指血书”、“刺骨血书”纷飞,要求救亡图存,速开国会,一股罢课###汹涌澎湃,掀起了第四次请愿高潮。清政府惊恐万分,采取残酷手段血腥镇压,激起了人民对清廷的愤怒,国内形势更加混乱,政坛错综复杂,顿时风云突变。
在立宪运动如火如荼的同时,国内又兴起了“保路运动”,两者相互呼应,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
1911年,由于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家所有并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这一卖国行径遭到了鄂、湘、川、粤等省人民的严厉抵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立宪派把立宪主张灌输于保路运动中,以资议局为阵地,宣传爱国民主法制思想,使得保路运动成为立宪运动的发展。
梁启超自杨度口中得到消息后,迅速作文发表于《时报》,及时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引起了国人的警惕。随后,他陆续发表《为川汉铁路事警告全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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