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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执事妻子斯蒂芬斯夫人陷入了沼泽地。她很快就发现菲英岛上的泥水冰冷刺骨，但被一个来自达卢姆的醉汉救起。由于阶级仇恨的蒙蔽，她把这个人当成了魔鬼。

异教徒的自然观（2）

在穷人和上层阶级之间这些或多或少有些自发的对抗中，有一种根本的社会冲突。作为无产者和父母卑微的穷人，安徒生有资格去描写这种冲突。尽管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被迫隐瞒和掩饰自己原来的贫寒出身，但他不能够对此袖手旁观。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安徒生的社会本能。尽管从1825年一直到1875年去世，他都是丹麦上层社会的成员，但这种内心的社会本能绝不会被削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每年他都很悠闲地生活在丹麦领地的各色的宅邸中，而且在首都，他每周都要参加宴会。这就是说，每天下午在奔赴皇家剧院或卡西诺赌场的固定座位之前，他都要和一个丹麦最上等的家庭共进晚餐。这位作家和这些人都有私交。在社会等级上，他们都比他的地位高得多，而且表面上比他更有教养和学识。同时，安徒生偷偷地近距离观察他们，并把他们写进自己的故事。在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这些人隐藏在各种有效伪装下的丑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论安徒生表面上使自己表现得多么保守和忠诚，他多少都是一个社会的叛逆者。他不是用招摇的枪支、鲜艳的旗帜或是革命性的话语，而是用他不可替代的故事，主持一场“针对表像和现实的愉快的末日审判”。

他似乎应该已经觉察到自己是他所处阶级的叛逆者，至少是和这个阶级决裂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19世纪40年代当安徒生用几年时间来创作小说《两位男爵夫人》时，有关相对没有忧愁的他对作为躺在贵族床上的穷人的感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好的例子。他在德国与一位公爵共处时开始创作这本小说，却在菲英岛的格洛鲁普庄园里完成了它。在那里，他睡觉时头上戴着伯爵的九角头冠，脚上裹着丝绒，每天享受着诸多服侍和舒适。从他小说世界的结构中，绝对看不到这种情形。在小说中，我们根本看不到惬意的贵族和地主眼里的世界。相反，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那些将要死于饥饿和压迫的农民之中。作者对于农民和上层之间关系的态度与他当时寄给国内外男女恩主的奉承信件相距甚远。那些信的开头通常都是：“最高贵的公爵夫人”或“亲爱的、尊敬的伯爵夫人”。

安徒生清醒地意识到贫富意味着什么。这种意识深深扎根在安徒生的性格之中，尤其与人们对待他人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在1819年至1822年间，安徒生怀着对戏剧的全部渴望，“纠缠”着哥本哈根最尊贵的家庭。他穿着滑稽的衣服出现在这些家庭中，而且当他连续几个小时又唱又跳的时候，让他们大笑不已。与此同时，这个“自然之子”用深陷的小眼睛观察着他的观众。有时，他会看穿这些人并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多么无知和虚伪，但并非总是如此。19世纪20年代，有一天晚上，在亚当？奥伦施拉格的家里，在所有人又一次取笑安徒生没有掩饰住外乡口音的戏剧朗诵之后，奥伦施拉格不得不安慰这个因嘲笑而受到伤害的男孩。这位丹麦大诗人劝告他的年轻客人。但是，他忍不住用道听途说的话来取笑这个可怜的孩子：“真奇怪，菲英岛口音仍然没有日德兰半岛口音受尊重。不过，人们说上帝和天使用菲英岛话进行交谈，但是只在星期日！”

在哥本哈根的头几年里，当人们哄堂大笑地嘲弄他时，安徒生认识到嘲笑常常取决于社会地位这一事实。在菲英岛一位乡村牧师17岁的女儿的信中，记载了这一点。在1822年，这位乡村牧师的女儿来到哥本哈根拜访与科林家族关系密切的姑妈。她在信中说在哥本哈根的社交圈里，人们都看不起这个来自菲英岛的男孩，而且她能很容易地明白为什么。甚至韦斯特？斯科宁吉一位牧师的女儿也不得不对这位诗人大加嘲笑：

“问问奥蒂莉她是否记得那个欧登塞小鞋匠的儿子，他曾给他们表演过喜剧。现在，他在城里写戏剧和小说，有时把它们大声地读给我们听。其中有些地方很精彩，但总体上全都是些令人讨厌的废话……明天他还会来读。我期待着，要是我能忍住不笑就好了，但那实际上不可能，因为他太可笑了。”

即使在《帕尔纳托克墓地的幽灵》这种早期的著作中，安徒生也明显地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与任何达官贵人和地主相比，平凡的、与自然相协调的人在精神层面上能够拥有和表现出更多的富有。安徒生敏锐地感觉到社会冲突与对抗可以用绘画和戏剧表现出来，于是便把全部的同情心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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