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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好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公元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越,行事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于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而且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位列中枢,出谋划策,言听计从,不免得意,便少了一份应有的谨慎。
得意与忘形(3)
这两位政治家的幸与不幸,也就在这里分晓了。
苻坚得王猛,自比刘备得诸葛亮。“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长吏席宝,数谮毁之。(苻)坚大怒,黜腾、宝,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然后,“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于是,“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书固辞不受”。在政绩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后时刻,“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宜渐除之。’”终其一生,以文明来遏制野蛮,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拓跋焘对于崔浩的宠遇,不亚于苻坚对于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样拒谢,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谋谟之功。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车渠帅数百人,赐酒食于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视此人细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志,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
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政。尝荐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满意,他“固争而遣之”,别人替他担忧:“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出浩以公归第。”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容纳非本集团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压制本集团的反抗,使其为自己效力。但是,这个被使用的人,忘记了是吃几碗干饭的,得意加之忘形,严重触犯了这个利益集团,还不知道利害的话,那就该死到临头了。
《晋书?阮籍传》:“(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看来,“得意忘形”这一词语,或由此而来。它本是对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并无恶意。不知为什么,后来这四个字就多用作贬义词了。可能文人很像一个太浅的瓶子,装不进多少得意,经常要溢出来,这就是忘乎所以。于是,最初用此词的一些赞赏的意思,便被彻底扬弃。现在,要说一个作家很得意,仅这两个字,还可能带有一点中性色彩;要说谁得意忘形的话,十之###,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齿的小人,或者浅薄之徒了。
仔细分析,这个词含有两层意思: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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