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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美国像对待日本一样支持这些国家的民主，但是朝鲜的侵略使美国决策者的态度向右急转。他们为了换取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坚定的反共立场，接纳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专制政权。尽管如此，经济效益还是随之而来。1960年，新加坡成为美国第七舰队的主要驻地，不只是它的船舶基地，还为其提供修理、休息和娱乐的场所。除此之外，美国从未动摇过它支持经济发展的信心，它向韩国和台湾地区输送了资金和专家。亚洲四小龙都有由技术专家和市场拥护者组成的政治核心，他们凭借压迫和镇压，使他们的政治编好隔绝了国内的批评。这些国家还发展了并肩作战的共产主义邻居，帮助它们的领导人压制异议。在他们的操控下立法机关一直处于弱势，政治行动的空间因此留给了强势的管理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和台湾地区日趋民主。

第24节

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四小龙拒绝了进口替代政策，它们决定促进出口。“决定”是个正确的字眼，因为它们的政治领导人确实是这么考量和规划的。在任何情况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国内市场都很大，可以支撑它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所需的经济规模。经历了最初的失败以后，这些国家建起了自由港口，成了“超级出口国”，它们的出口从传统的服装、纺织品和鞋袜开始，然后转向了计算器和彩电等消费电子产品。韩国甚至还生产钢铁产品。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放开了进口商品的市场。到1980年，这些国家的出口在它们GNP中的占比都超过了50％，与之相比，美国的仅为8％，日本的仅为16％。变成出口国自然也需要资金和工人。因此，这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密度成了它们的资产，它们的人民愿意学习劳动密集型产业复杂的生产流程所要求的技能。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内储蓄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约20％，所以一旦做好了准备，它们对外国援助投资的依赖就会越来越少。它们特定的优势组合虽然不容易复制，但是蓝图却非常清晰：出口、教育、创新，在世界经济中找到自己的有利位置。

因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区域内成功——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是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和韩国是20世纪60年代，所以，它们的相似之处似乎比它们的差异更为重要。当然，差异也值得注意。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以前一直由英国进行殖民统治。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逐出时还是贫穷的城市。现在，新加坡之父李光耀（LeeKuaYew）在评述新加坡的巨大成功时，称其为“第三世界区域内的第一世界绿洲”。对香港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朝鲜半岛与越南、德国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曾分裂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两个部分，但是朝鲜半岛又不同于德国，因为它现在依然是两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岛屿省份，它的生存环境也很危险，1949年，共产党夺取了中国的政权，逃离大陆的国民党在台湾执政了很长一段时间。新加坡坚持专制，整合了最多样化的人口，包括中国人、马来人，还有信仰天主教、印度教和锡克教的印度人。而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人口则比较类似。

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的非凡成就中，天时、地利和运气发挥了部分作用。两大工业巨头日本和美国对亚洲四小龙的成长也有积极的影响，20世纪60、70年代，它们的GNP年均增长7％~9％。日本和美国两个“甜心老爹”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提供了大市场，还为它们注入了投资资本。亚洲四小龙赶上了消费电子产品和电脑行业爆炸式增长的热潮，部分是因为日本当时正在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美国德州仪器公司（TexasInstruments）在台湾设立了它的半导体海外组装工厂。过了没多久，美国就开始从台湾进口较小的外围设备和组件。台湾也生产主板、显示器、键盘、扫描仪和笔记本电脑的主要外接产品鼠标。香港和韩国也开始投入这些生产流水线的运营，尤其是韩国的半导体生产线。新加坡在美国主导的个人电脑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成了大部分美国电脑磁盘驱动器的供应商。韩国和台湾的出口生产则更多地转向了消费类电子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因为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两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培养了一批消费电子产业熟练的劳动大军。

这些国家制定了远景规划，尽管时有混乱，但是它们很幸运，它们享有的秩序与和平使它们的规划可以不断完善，逐渐成熟。这些政府在公用事业和通信系统上的大量投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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