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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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一个年轻人开始做一件事，这时候一位智者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一定要好好干啊！要认真地准备，顽强地坚持，要把握关键的时机，最后要能够善始善终；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兼顾自己的身体，不要累垮了；而且要关心你的家人，要爱他们……

小伙子用力点点头说：我懂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时你问智者：那么，他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智者非常严肃地告诉你：对不起，那个我就不能说了。

除了高调，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翻开古来明君忠臣的文辞簿子，里边太多这样的高调和双簧。

魏征死后，唐太宗哀叹：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个比喻很精确：唐太宗始终把魏征当作自己的分身，让天下人可以从老魏身上看到一个更完美的自己，并且这个善于纵横术的分身，可以给自己增益美德的分数，放大自己的言辞于天下。

不过，魏征毕竟是魏征，他比一般唱高调者伟大的地方在于，他的手段虽然复杂了些，但他的政治抱负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他是一个好人。

魏征之后为何无魏征

如果唐太宗是明君，鼓励诤臣更是一种体制，那么魏征之后的唐朝，为什么非但没有魏征再出来，反而出现了武则天、来俊臣、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和李辅国？

问题的实质在于，唐朝君臣在处理党争和与外族关系的问题上举止失措，在每一个向下的转折中，都包含了来自这两个弊端的恶化因素。

魏征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水”指的是百姓。可是在高宗、中宗时，百姓并没有起来反对唐朝，为什么李唐的天下却被武则天的周朝所颠覆？武则天可谓李氏家族的“祸水”。可此水毕竟不同彼水。唐朝之灭亡，不是亡于天下人，不是亡于水，而是被自己人搞砸的，水未覆舟而其舟自覆。

唐初，之所以能够走通很多军政难题，高层分权制和府兵制是两个核心体制优势。

但是，随着党争的加剧和边事连年，这两种体制均遭破坏。

太宗朝东征西讨、兼昧并弱，国土大张。但周边几个强国如吐蕃、南诏、突厥、回纥，包括与西域毗邻的大食，却依然强大，唐朝不得不与这些强大而有敌意的国家保持军事平衡。连年用兵的结果，是与农耕社会完美结合的府兵制遭到破坏，只能使用大量的异族士兵填充漏洞，并放权给藩镇，最终造成国家的外强内弱。

而在朝廷之上，由于唐太宗没有认识到党争的破坏性，所以防范甚微，甚至搞《氏族志》这样的大项目，来激化党争。

在专制帝国中，皇帝这样的大角色，最希望达成的政府过程是什么？是自己直接指挥那些一线的官吏。所以，古代名君的“美政”事迹里，充满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这样的小故事。不过，以中国之大，皇帝想深入基层，泡在下面其实是不合适的，只好抓大看小，而把行政代理权交给自己的臣属。这样，皇帝与权臣之间，实际构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

但是，作为臣属，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抱负，获取特权，结成朋党是一条捷径。地有南北之分，于是宋朝有蜀党、洛党；人有新旧之别，于是唐朝有牛党、李党。结党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唐太宗修《氏族志》，本是想提高自己亲族的地位，不料成了很多大家族结成政治联盟的缘起；又因为科举取士监督不严，名次可以人为操控，更加剧了朋党的成熟。

贞观初年，党争还是若隐若现，而到了贞观后期，随着科举士人渐成气候，太宗已经想不“兼听”都难了。党同伐异已经成为了朝臣宰相们秉政、议政的出发点。到高宗时，朋党呈不可遏制的蔓延之势。武则天颠覆李唐江山，正是利用了党争，否则武后一个女流，如果没有许敬宗、李义府这样的人组成“后党”支撑她，武后怎么能那样快速地挖空李氏的政治根基呢？武后专制后，任用酷吏，编订针对《氏族志》的《姓氏录》，也正是为培植自己的党羽。

一入朋党，则无是非，像魏征那样能够直言的前提也就不再有，皇帝也不会给这样的人“无限话语权”。

偏信一人，则成奸臣；偏信一群，则成奸党。李林甫、杨国忠、李德裕当宰相，都着力减少宰相的数量，把三省议政变成了形式，可直言者就更少了。魏征这样的大臣能够产生的土壤，终于遭到了彻底破坏。唐朝真正倾覆的缘故，即在于此，而这正是当年的李世民和魏征君臣所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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