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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７８—１３９）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他不仅擅于文学，又是著名的古代科学家，以知识广博著称。其赋今存《思玄赋》、《应闲》、《二京赋》、《南都赋》、《归田赋》全篇及《定情赋》、《舞赋》等残文。《二京赋》是继班固的《两都赋》而作，但篇幅更为巨大。如《东京赋》长五千四百余字，超出《东都赋》一倍以上。因此对各种生活场景的描绘，《二京赋》能够写得更细致。尤其在世俗生活方面，如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表演等，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如《西京赋》中，有近四百字的一节描写“角抵百戏”的演出情况，这是《两都赋》所没有的。《东京赋》中清新流丽的自然描写，同样为《两都赋》所未见：

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蠵。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洌清。鹎鶋秋栖，鹘鵃春鸣。雎鸠丽黄，关关嘤嘤。

另外，《二京赋》也包含了某些批判性的内容，如：“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显然不同于以前大赋中“劝百讽一”的尾巴，而更具现实性。总之，《二京赋》虽是传统形式的大赋，并且同样充斥正统的内容，但已经不再像班固的《两都赋》那样，完全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命题，一些世俗性的内容，抒情和批判的成分，正在悄悄地渗透进去，这同抒情小赋的出现，有其一致之处。

马融（７９—１６６）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著名学者，又是大官僚。他自述作《长笛赋》的动机，是因前人描写乐器的赋中独缺笛，“故聊复备数”。但赋中抒情成分，则较前人同类之作为浓。开头一节，描绘制笛之竹的生长环境孤僻凄凉，为“危殆险巇之所迫，众哀集悲之所积”，以此渲染笛声之哀，而实际渗透了作者的人生情怀。赋中与结末杂用五、七言诗句，为汉赋之创格，而为后人所经常袭用。

王延寿（约１２４—约１４８）字子考，又字子山，《楚辞章句》作者王逸之子。他的《鲁灵光殿赋》，可以说是汉代最后一篇有名的大赋。其取材也是沿袭前人，但结构和描写有特色。写宫殿的程序，是由远而近，由外而内，从总貌到墙、阙、门、阶，再写排扉而入，各宫室及楼榭、驰道、渐台等建筑的情状，复归于全体气势，非常清楚。其中关于建筑物上彩绘的描写尤为出色，如写天花板的画是“圆渊方井，反植荷蕖”，窗棂上的画是“玉女窥窗而下视”，椽上的画是“猿狖攀椽而相追”，楹上的画是“胡人遥集于上楹兮，俨雅跽而相对。……若悲愁于危处，憯颦蹙而含悴”。此外写壁画中的山神海灵和古代神话史迹等，都生动逼真。这些不仅显示了汉代建筑绘画的艺术风貌，而且表现出追奇求新、相当活泼的想象力。王延寿又有《梦赋》，写梦中与鬼怪搏斗，《王孙赋》写猴子的各种情状，都很奇特。总之，从王延寿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出东汉中期辞赋的转变趋势。

篇幅短小而具抒情性的赋，其实很早就有了。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不足二百字。但抒情小赋作为时代生活的必然产物，作为与传统大赋相抗衡的独立文体，只能说是始于东汉中期，具体地说是始于张衡的《归田赋》。

《归田赋》中有“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二句，正说出此篇的主旨：因社会的昏乱不可救，个人的抱负无从施展，而逃遁于田园。其中隐隐地包含了批判的意味。这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与西汉中期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的态度正好相反。其中写景的部分，自然清丽，十分出色。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棸���痪彬●��毓剜余印Ｓ谘慑幸＃�囊杂榍椤�

张衡的《定情赋》、《舞赋》，均仅存残篇，难以推断原来的规模，其取材也是过去就有的，但抒情意味浓厚，文笔优美，至少可以视为接近抒情小赋的作品。如《定情赋》表现思恋之情，谓“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想象新奇大胆，为蔡邕的《检逸赋》和陶渊明的《闲情赋》所继承发扬，成为典型的情诗意象。又如《舞赋》中“搦纤腰而互折，嬛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红华兮，光灼烁以发扬。腾嫮目以顾盼，眸烂烂以流光”，描摹舞女柔婉灵动的姿态和流盼不定的目光，都写得优美动人。

直到乐汉后期，辞赋的创作依然不衰，汉灵帝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以书画辞赋取士，可见一斑。这一时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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