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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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叹息，商贾之兴，将形成“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的局面。

这样看来，他从这些“农桑畜牧花卉书”里，读出了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所以，他并非泥古的书生或学究，而是把古书读活了，翻出新意来了。当笔者有一次把这个意见告诉他的时候，他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选好一本书，就要把它读完，极少半途而废。读到精彩处，就实行他的办法：摘录在本子上。但决不忍在书上涂写、作记号，免得把书弄“脏”。他知道这是因小失大，也没在办法。他讲过清代藏书家黄丕烈的故事，黄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所触非书，是红颜少女。他自己呢，在读书之前，是要洗手的，这里有他作的一则“书箴”，也抄在这里：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以安以宁。惟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

勿作书蠹，勿为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风。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①这则“书箴”，不只回答了他如何爱书的问题，连他如何读书的问题也回答了。

他爱书，实在也到了有“癖”的程度。以前，凡从市场或书摊买回之古旧书籍，他必定“曝之日中，刷之擦之，粘之连之”②，必使洁整、放心而后稍歇。殊不知如此动作，污手染肺，反易直接受害。一日，整理旧书，有细物吸入气管，不舒服了好几天，虽说当引以为戒，而事后仍乐此不疲。

至于他为书包上书皮，并在上面作些题识、杂录、随感等等，这更为远近读者赞为一绝。香港有位读者写道：去年去北京旅行，一位朋友似乎说起作家孙犁喜欢包书，我听了半信半疑，也许有些书比较珍贵，藏者怕弄污，利用废纸将其包着封面，也决不是奇怪的事，所以也没有详细追问起孙犁如何包书法。最近买到他的新著《耕堂杂录》，其中有一辑《书衣文录》，晚上在灯下披读之后，不忍释手，才知道孙犁果然喜欢包书，并且到了包书成癖的地步。他不但喜包书，更喜欢在书衣上题记，所以有《书衣文录》的辑存实在是很有趣的作家轶事。

接着，这位读者叙述了他读“书衣文录”的感受：“一个爱书人，饱经忧患，从失而复得的书中，固然看到不少世事的变幻，而能够宁静地把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在上面写下他对书本、人生、生活、友情等等的感触，殊为可贵，虽三言两语，也觉真情流露，我仔细读之，掩卷沉思，深爱此老人之所作所为。”这位读者最后发问道：“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我忽然觉得这位古道热肠的老人又在灯下包书写题记了……”①

“世上还有这样爱书的老人吗？”不知道。我们知道他屡次提起的藏书家黄丕烈，曾搜购宋版书百余种，藏于一室，名“百宋一廛”，意思是百部宋书存放处。黄丕烈精于校勘，他为自己的藏书作注，说明版本源流、收藏传授。他每得珍本，必作题跋，后人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一书传世。孙犁的做法，或与这位乾隆时代的举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没有听说后者有包书之举，论起爱书，他要输孙犁一筹了。有的客人发生疑问了，问孙犁：“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不过，请原谅，像你这样爱书，体贴入微，一尘不染，是否也有些过火，别人不好做到呢？”孙犁回答：

“是这样，不能强求于人，我也觉得有些好笑（他向客人谈起年轻时妻子嘲笑他的话：“轻拿轻放，拿拿放放。”）书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笔记里说：到有藏书的人家去，看到谁家的书崭新，插架整齐，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读书，没有学问的。看到谁家的书零乱破败，散放各处，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读书的人。这恐怕也是经验之谈。我的书，我喜爱的书，我的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我有时看到别人家，床上、地下、窗台、厕所，到处堆放着书，好像主人走到哪里，坐在何处，随时随地，都可以拿起来阅读，也确实感到方便，认为是读书的一种好方法。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习惯。我的书，看过以后，总是要归还原处，放进书柜的。中国旧医书上说有一种疾病，叫做‘书痴’，我的行为，庶几近之。”

还有人说：到孙犁那里，千万不能提借书事。对此，孙犁辨正说：传言不尽属实。

“我喜爱书，珍惜书。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我确是不愿意借出去的。但是，对我用处不大，我也不大喜欢的书，我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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