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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政治和伦理思想以“正名”为中心展开。《春秋》经文的褒贬进退、扬善黜恶，其实都体现着圣人的“正名”理想。所谓“正名”，就是要使“名”正，即首先要维护“名”的准确性，并重新确立起等级化的“名”的尊严与权威。进而在“名”的规范下，人们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如此，就可以由“名”而“实”地改变礼崩乐坏、上下失序的混乱局面，重新建构起以礼乐为核心的等级化的政治秩序与伦理秩序。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经说，孔子的全部思想都可以归纳为“学周礼”。确实，孔子极为看重“礼”的作用，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把恢复周初的礼乐之制作为救世复兴的途径。
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6）
所谓“克己”，字面意思就是克制、条理自己的欲念。这里，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孔子并不主张灭绝人的一切欲望，正相反，他以肯定人的形形色色的正常欲望为“克己”的前提。如他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甚至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在他看来，个体的食色诸欲正如水往下流一样是正常的，是必须承认的，但若放之任之，使之如洪水之肆虐，则又万万不可。所以，他把“道”、“义”等道德价值原则拔升提高，使之成为节制个体纷繁欲念的堤坝。例如，他虽然承认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但如果不以“道”趋利避害，是君子所不为的，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此，孔子特别彰显了“君子人格”。“君子”一词古已有之，但多指社会地位较高的贵族男子。孔子削弱了“君子”社会地位的一面，突出其道德性的一面，使“君子”成为个体道德修养的楷模，因而他所谓的“君子”就成了那些“克己复礼”做得比较成功的道德个体的专称。正因为高举了这种“君子人格”，才会出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境界。
孔子的“克己”之道是与“礼”分不开的。他给弟子解释“克己复礼”之意时，提出著名的“四非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孔子把节制个体情物之欲的“道义”化入礼仪规范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复礼”对孔子才有了如此重要的意义。在整部《论语》中，随处可见孔子对君臣、父子，以及对丧祭乡饮之礼所作的繁复规定。应该说，正是在这种繁文缛节中，在尊尊卑卑、贵贵贱贱的区分之中，在名正言顺的条理之中，道德个体对自我的定位和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得以凸显，个体对自我的掌握和对整体和谐的追求得以体现。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孔子的“礼”。
然而，对礼乐制度的强调，又极易走入另一个误区，即：以礼仪规范个体行为，使个体坠入礼乐制度的网罗之中，甚至，礼乐的规范取代人的本质而成为个体社会行为的最高价值标准。
孔子显然注意到这种危险，因此，他提出“文质并重”思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孔子那里，“文”有很多种意义，但在与“质”相对时，多指被礼乐化、修饰过了的言行；而“质”则意味着较多地保留了个体的质朴本性。对礼乐教化功能的重视必然使孔子十分强调“文”的一面，以避免个性中粗鄙不堪的一面过分彰显；但是，他又注意到，“文”应以“质”为基础，否则就会流于表面形式，而缺乏个性和生命力。
对礼乐的这种审慎保留的态度，在他关于礼乐与仁的讨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既是人的类本质规定，同时也是个体道德实践的最高成就。以“仁”为礼乐之本，突出“仁”对礼乐的实质性的决定作用，既避免了过分地把礼乐夸大化、本体化，以至使人消失在礼乐中的危险，同时又突出了个体的道德活动的成果对礼乐的重要意义，使个体得以真正跳出礼乐的桎梏，成为礼乐的主体。
孔子还努力保留人们对于天命的信仰、敬畏。
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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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王孙贾问他：“与其媚于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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