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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武断的意见：对外贸易只有在与外国统治者派来的纳贡使团有联系时

才准予进行。

在　１６　世纪　５０　年代当“日本海盗”（倭寇）在中国沿海出现时，他们之

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是中国人，明朝以防御的姿态对付他们，就像对付来自

长城边境草原上的袭掠者那样。走私盛行，但为了“使他们因饥饿而投降”，

贸易却被禁止；有一个时期，当地居民奉命撤至内地，结果造成了大规模的

重新定居和经济失调。①“对官员来说，海洋意味着问题而不是机会。经世术

即使不是没有关于领海边界的内容，也肯定几乎不涉及公海。保甲和其他登

记及控制的技术，要塞、驻防军和沿海管制的海军分队，官办造船厂的管理，

都属于官员们注意的焦点。中国航海者关于海外各地的扎实的知识，很少能

列在经世术中加以讨论。”②

研究明史的学者认为，人们一旦注意到一些当地的事实，那么中国在

１４５０　年以后未能像欧洲人那样进行扩张，就不会令人不解了，这些事实中首

要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得

益于这种文化的概念，那么问题仍然会是一片朦胧。①

我们对面海中国的历史的简略概述，随着欧洲人来到东亚水域——特别

① 牟复礼：《1449　年的土木之变》，第　243—272　页，载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见第　270—272

页。

① 苏均炜：《16　世纪中国明代的日本海盗活动》，第　3　章。

② 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第　215　页。

① 例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和　16　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根源》，第

38—47　页，书中引了　17　位西方学者（他们都不是主要研究明史的）提出的中国未能像萄葡牙和西班牙那

样扩张的原因。由于没有“文化”这一类目作为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相互

作用的总框架，沃勒斯坦为难地作出结论说：“15　世纪欧洲和中国之间在某些基本点（人口、面积、技术

状况〔不论在农业还是造船工程方面〕）上都没有重大的差别。即使有差别，也不能用它们来解释以后几

个世纪发展的巨大差别……价值体系的差别大大地被夸大了，而且即使存在这种差别，也同样不能解释发

生的不同的后果……”

是　１６００　年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到来——而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这段时期与日本短暂但有力的海外扩张和中国东南沿海海上力量的

重新崛起是一致的。但是在　１７　世纪的明清过渡时期，领导人员不是明朝的几

个皇帝或满洲的征服者，而是一批批中国海盗头子。他们的成就表现在日益

壮大的东亚国际贸易的规模和价值方面，这项贸易促使巴达维亚、马六甲、

澳门、厦门、长崎、平户、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进行交往。但是在面海

边境的海军－商业力量的这种壮大，是由私人促成的。这种壮大在郑成功（“国

姓爷”）的事业中达到了最高峰，他在　１６５９　年率领一千多艘船入侵长江，并

在他　１６６１　年去世前徒劳地围攻过南京。

随着满洲统治在中国的最后建立，大陆的、反航海的观点被重新确立。

一切海外贸易被禁止，直到　１６８４　年为止；海军船只的大小受到了限制；随着

满洲统治者变成儒家的皇帝，他们重新肯定了中华帝国的农业－官僚政治理

想。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们设想，“在中国盛行的文明秩序是合乎礼仪的秩

序，这个秩序必须被隔离开来，使之免受外界混乱的污染”。因此，目的在

于“阻止接触，而不是从中受益，控制洋人，而不是与他们合作”，这就导

致了一种“单方面作出决定和实行官僚主义规定，而不是谈判和信守条约”

的中国作风。①

这里我们看到，亚洲内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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