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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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武断的意见:对外贸易只有在与外国统治者派来的纳贡使团有联系时
才准予进行。
在 16 世纪 50 年代当“日本海盗”(倭寇)在中国沿海出现时,他们之
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是中国人,明朝以防御的姿态对付他们,就像对付来自
长城边境草原上的袭掠者那样。走私盛行,但为了“使他们因饥饿而投降”,
贸易却被禁止;有一个时期,当地居民奉命撤至内地,结果造成了大规模的
重新定居和经济失调。①“对官员来说,海洋意味着问题而不是机会。经世术
即使不是没有关于领海边界的内容,也肯定几乎不涉及公海。保甲和其他登
记及控制的技术,要塞、驻防军和沿海管制的海军分队,官办造船厂的管理,
都属于官员们注意的焦点。中国航海者关于海外各地的扎实的知识,很少能
列在经世术中加以讨论。”②
研究明史的学者认为,人们一旦注意到一些当地的事实,那么中国在
1450 年以后未能像欧洲人那样进行扩张,就不会令人不解了,这些事实中首
要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得
益于这种文化的概念,那么问题仍然会是一片朦胧。①
我们对面海中国的历史的简略概述,随着欧洲人来到东亚水域——特别
① 牟复礼:《1449 年的土木之变》,第 243—272 页,载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见第 270—272
页。
① 苏均炜:《16 世纪中国明代的日本海盗活动》,第 3 章。
② 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第 215 页。
① 例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和 16 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根源》,第
38—47 页,书中引了 17 位西方学者(他们都不是主要研究明史的)提出的中国未能像萄葡牙和西班牙那
样扩张的原因。由于没有“文化”这一类目作为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相互
作用的总框架,沃勒斯坦为难地作出结论说:“15 世纪欧洲和中国之间在某些基本点(人口、面积、技术
状况〔不论在农业还是造船工程方面〕)上都没有重大的差别。即使有差别,也不能用它们来解释以后几
个世纪发展的巨大差别……价值体系的差别大大地被夸大了,而且即使存在这种差别,也同样不能解释发
生的不同的后果……”
是 1600 年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到来——而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这段时期与日本短暂但有力的海外扩张和中国东南沿海海上力量的
重新崛起是一致的。但是在 17 世纪的明清过渡时期,领导人员不是明朝的几
个皇帝或满洲的征服者,而是一批批中国海盗头子。他们的成就表现在日益
壮大的东亚国际贸易的规模和价值方面,这项贸易促使巴达维亚、马六甲、
澳门、厦门、长崎、平户、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进行交往。但是在面海
边境的海军-商业力量的这种壮大,是由私人促成的。这种壮大在郑成功(“国
姓爷”)的事业中达到了最高峰,他在 1659 年率领一千多艘船入侵长江,并
在他 1661 年去世前徒劳地围攻过南京。
随着满洲统治在中国的最后建立,大陆的、反航海的观点被重新确立。
一切海外贸易被禁止,直到 1684 年为止;海军船只的大小受到了限制;随着
满洲统治者变成儒家的皇帝,他们重新肯定了中华帝国的农业-官僚政治理
想。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们设想,“在中国盛行的文明秩序是合乎礼仪的秩
序,这个秩序必须被隔离开来,使之免受外界混乱的污染”。因此,目的在
于“阻止接触,而不是从中受益,控制洋人,而不是与他们合作”,这就导
致了一种“单方面作出决定和实行官僚主义规定,而不是谈判和信守条约”
的中国作风。①
这里我们看到,亚洲内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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