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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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是为了帮助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亲密交往而设，若按字面意思解释的话，即“正确的道理”。遵循义理可以让人在和他人的交往中，同时保全自己和他人的体面、情意，让人谨守在道德的界限内，而对日本人来说，体面、情意、道德又都是每个人必须小心护持的东西。

但“正确”本身就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正确观”，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对“正确”的理解也会有很大差别。

义理本是在中世纪前期由中国传入日本的，随着语言的发展，“义”字也逐渐派生出多种含义。其实，江户时期盛行的义理和今天的不同，并不存在和人情的矛盾，相反还和人情自然地融合一体。近松门左卫门是古代日本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后人在研究他最擅长的悲剧创作时，认为抒写“义理和人情的冲突”是其制造悲剧的重要手段，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近松门左卫门的“义理和人情的冲突”实际上并不存在，他惯常表现的是对甲的义理和对乙的义理不能两全的悲剧。

后来的社会学学者源了园将义理分为两种，一种是为私人情谊而设的情感道德，姑且称为“热义理”；一种是社会固有的、社会中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称作“冷义理”，前者和人情互为表里，后者则经常作为人情的矛盾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义理“冷”的一面发扬光大，和其“热”的一面越走越远，终于分化成公共性的义理和强调私人感情的人情。在近松门左卫门之后，文学家们就开始热衷于表现人情和义理的矛盾了。义理那仅有的一点情感规范的色彩，也被消磨殆尽，尽管其发自情感，却最终变成了由社会外力强制人们必须遵循的社会规范。

最早站在社会学角度研究义理的是津田左右吉，津田阅读了大量江户时代的文学作品，寻找义理最初含义的蛛丝马迹。在《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研究》一文中，他认为义理源起于战国时期武士们的热情，和意气紧密相连，如果着重于自我情感，武士们的热情便成了“意气”；如果从他人的角度观望，这种热情便是“义理”。在纷争不休的战国，舍生忘死被当成武士的最高境界。津田认为，武士们之所以要求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不服输、不怕死的英勇气概，正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免得后代被人耻笑。义理和耻辱在这时已经被联系在一起。

另一位学者福场保洲也赞同津田的观点，认为义理是因顾及体面的心理以及避免被他人非议有损体面的心理而生，同时也包含着避免被误解成玷污了别人体面的人的想法。福场和津田都指出了义理出自体面的观念，并和体面保持一致。

不过，也有人对这些观点持保留态度。据下出隼吉则认为，义理多出自于对他人的体恤，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为义理下了定义：所谓义理，就是在采取行动之前，人不单要考虑到自己，还要考虑到被行动牵连的其他人的立场、感受，然后再审慎行事。因此，不管他人感受，只凭自己喜恶做事的人不是有义理的人。

显然，据下出隼吉对义理的见解刚好和津田左右吉、福场保洲相反，前者强调义理“利他”，后者认为义理“利己”，这两种相距甚远的“义理说”，在大正时期（1912年—1915年）流行一时，1926年后的昭和时代，也有不少支持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中断人们对日式义理的研究，樱井庄太郎将“恩”和义理联系起来，姬冈勤则认为义理基于对善意的回报，是一种“善意的交换”。战后开始专注于研究日本文化的本尼迪克特也与之类似，从“交换、赠与”的角度审视义理。

武士和农民是古代日本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姬冈勤认为，义理的观念最早也从这两个阶层派生出来。由于二者分布广泛，义理很快成为遍行整个日本的观念，无论出自什么阶层，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遵守义理。武士是最讲究义理的群体，他们的义理格外强调对君主恩德的回报。武士们被要求遵守和君主的契约，要对君主效忠。这种义理发展到后来，又演化出“忠实于契约的义理”和“道义的义理”。

所谓“忠实于契约的义理”，起初不过是指武士要对君主忠诚，武士受君主之恩，不能辜负君主的信任，必要竭尽所能地完成君主交代下的任务，以此来回报君恩。人们在赞颂武士精神的同时，也将这种“下对上”的“忠实于契约的义理”推广开来，不断扩充它的内涵，让它变成了对遵守约定的要求，但凡是守义理的人，都必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以“守约”作为对他人信赖之情的“回报”。

武士比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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