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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北生：养猪，我爸爸只留猪头、猪心和猪蹄，然后把猪肉给了招待所，说招待所经常要接待军区首长或者中央的同志，这些肉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任何一个副司令家都没有养过猪，只有我们家，过大节小节的时候，我爸就把警卫班的战士叫过来一起吃。我父亲一生当中喜欢种地、养鸡、养猪。其实作为一个司令员来讲，他的业余时间非常少，但他从小培养我们这种劳动观念，不能不劳而获。　。。

虎将本色…采访贺炳炎的子女（6）

记者：您父亲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位将领，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对下层劳动者怀有十分纯朴的感情。这一点是不是在他的生活中经常能够流露出来？

贺北生：我父亲经常接触的就是理发的、种花的、搞清洁的工人。我记得是在1960年前后，那时候很苦。有一次，他散步时碰到一个花匠，就问，你有什么最大的愿望？花匠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一顿红烧肉。我父亲说，好。第二天，有一个警卫员去找他，说贺司令员找你。他以为有什么事，是花不对了，还是怎么了？军区大院的那个花匠到了我们家，我父亲给他端了一大碗红烧肉，说你把它吃了。那个花匠含着泪吃了。好多年以后，我们回到成都军区，那个花匠知道贺炳炎的孩子回来了，还专门跑来看我们。

父亲教导我们，比我们官大的人，我们绝不去巴结；比我们差的人，我们一定要帮助人家，而且我们帮助别人做的事情不要去记着它。父亲短短的一生，做了很多的好事。

死都要死在7月1号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在成都因病早逝，终年47岁。

那天，他正在布置工作，突然“啊”的一声，手里的碗就掉了……

记者：我在书上见到过一组数字，说您父亲在3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11次，身上留下16处伤痕。您是不是亲眼见过他身上的那些疤痕？

贺雷生：到处都是，除了打掉右胳膊以外，头上、屁股上基本上都是，像筛子一样。小时候我看父亲洗澡，浑身都是疤。洗澡的时候经常得很轻地搓洗，那时候没有海绵什么的，就拿个丝瓜瓤子，把丝瓜皮去掉，拿丝瓜瓤子轻轻给他擦。有时我看我母亲或者警卫员给他擦身体，他伤疤太多，稍不小心就碰他伤疤上，太多了。

记者：那些伤疤是不是给他日常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和痛苦？可我们从很多照片中看到的贺将军依然神采奕奕。

贺雷生：尽管他在外面谈笑风生，实际上一到刮风下雨，他就非常难受。我父亲头顶上全都是弹片，脑袋上和身上，这些弹片是不好取的，所以就留在身体里头了。一到天气不好，我父亲就浑身关节痛。这个时候只有我妈妈照顾他，每次到洗澡的时候，我妈妈给他去洗。洗完澡以后，因为关节疼，我妈妈把他背出来，背到床上。

记者：在外面您父亲给人的印象是健康、硬朗、乐观，那些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贺雷生：从外表看，他是生龙活虎的一个人，但他身体已经不行了。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身体三天两头就有病，白天撑着出去，晚上回来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他头痛，伤口疼，哮喘，空气不好，他就哮喘，天气热了喘，天气冷了也喘。那时没有空调，给安暖气他又不让安，还是后来才安上。给他安装暖气的东西，他送给医院，送给幼儿园，他不让安，最后实在没办法，每年取暖的时候，就生了个大炉子，他老在炉子旁边，炉子冒烟，他又是呛，咳嗽。后来他到北京开军委扩大会议，我妈说你们在家把暖气给安了。等他回来以后大发脾气，把管理局长骂了一顿。当时我还在场，他说：“你们这是搞什么？你这是害我，群众都没安，就给我一个人安。我得哮喘，治疗的费用很高，这都是一笔账。”就是安了暖气，他也不让烧，不到很冷，他不让点火。

他也常说，我要不当这个司令员，我能多活20年。因为他在成都，病特别多，肺气肿、高血压，他喘不上气，成都气压比较低。

记者：那为什么还要老待在成都呢，当时在部队像他这样高的位置，是不是每年都有机会去外地疗养？

贺雷生：我父亲是有这个条件的，在北京可以找一套房子，因为我父亲常常到北京开会。有时候开会到北京，一测量血压，还有身体的其他指标都比较好，就劝他在北京多住一些时间。他说我是成都军区司令，怎么在北京老住着呀！但一回到成都，他各项指标都不正常了。那时医疗条件比较差，又没有那么好的医疗设备，他到临死都不知道自己什么病。

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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