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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ism）和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大门，撇开了上帝的戒律，面临一头扎进无秩序状态的风险。让那乌鸦闭嘴！

我想他们对自己的人类伙伴应该更有信心，并感激于他们何等惊人的敏锐和机灵，被自然和文化装备得何等精良，从而能够构造和参与到经良好设计的社会安排之中，正是这些安排最大限度地扩展了所有人的自由。这样的安排远远不是无秩序的，而是——也必须是——经过精巧调整而在保护和活动余地之间取得了稳定的平衡。如果我们无法取得普适性（智人的沙文主义词汇，指在该物种范围内得到承认），我们或许至少能够渴望艾伦吉巴德所称的“适用于最广阔教区的教区制度”（吉巴德，1990，p。315）。

但或许我们能够获得真正的普适性。我们在其他领域已经做到了。哲学家的问题是要设法完成从“是”到“应该”的转变——或者更精确的说，要说明我们可能如何超越特定习俗或政策已经拥有广泛社会支持这一“纯粹历史”事实，而到达赢得所有理性主体同意的规范。这一行动已经有了为人所知的成功实例。自举在过去已经起了作用，它同样可以在此时起作用。我们不需要一个天钩。

考虑画直线这个奇特问题。一条真正的直线。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当然，我们使用直尺。但我们从哪里弄到直尺的？数个世纪中我们不断改良我们的技术，以便做出越来越直的所谓直尺，让它们在受监控的试验和相互矫正中互相竞争，由此不断提高精确度门槛。我们现在有了在其整个长度上精度在百万分之一英寸以内的大型机器，我们也能毫无困难地利用当前的制高点去领会实践上不可企及但很容易想象的真正直尺规范。

通过我们的创造性活动，我们发现了这一规范——或者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叫它永恒的柏拉图直线形式（PlatonicFormoftheStraight）。我们也发现了算术，还有其他许多永恒的绝对真理系统。如吉巴德所言，我们可能不会在对伦理系统的探索中发现相似的极限点，但一旦我们具备自由社会所需要的理想条件，在其中自由探索可以发生，那我就看不到先验的理由去排除这样的前景。

这些人类发现——抑或它们是发明？——中所隐含的规范性，本身就是遗传和文化进化过程的果实之一，该过程将我们设计成了现在的样子，它利用了数十亿机缘偶得的碰撞并放大了它们，如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所称，是一部“凝固机遇”的历史，机遇被凝固在了我们的当前状态之中。我们历时数千年的模因工程的社会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它没有可用来撬动世界的阿基米德杠杆，但它或许可以对改进我们对自己和所处环境的理解有所帮助。

如我们所见，发现真相所必需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是更为广阔的政治或公民自由理念的一个先导，一个显然容易散布的模因。它远比狂热更具有传染性，谢天谢地。真相已广为流传，再也藏不回去。愚民政策从长期看没有取胜的可能。你很难消除教育对人们的影响。随着通信技术让领袖们对其人民屏蔽外部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现实让教育是任何父母在孩子身上所能做的最重要投资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楚，自由闸门将在全世界各地打开，伴随着骚动的效果。

流行文化的所有糟粕，堆积在自由社会各角落里的所有渣滓，将连同现代教育、妇女平等权利、更好的医疗服务、工人权利、民主观念和对别种文化的开放性等等珍宝，一起泛滥于这些相对原始的地区。正如前苏联的经历再清楚不过地显示的，资本主义和高科技的最糟糕的那些特性，是这场模因种群爆炸中表现最健壮的复制子之一，因而存在着大量仇外情绪、卢德主义（Luddism）和守旧的原教旨主义的“清洁”诱惑滋长的沃土。

正如贾瑞德戴蒙德（JaredDiamond）在《枪炮、细菌和钢铁》（1997）中说明的，是欧洲人携带的细菌把西半球人口带到了灭绝边缘，因为那里的人们缺乏让他们对这些细菌产生耐受力的历史。在下一个世纪中，将是我们的模因，既像补药又像毒药，将肆虐整个尚未准备好的世界。不能假定其他人也拥有我们对过度自由的耐受力，也不能简单地把这能力当做另一种商品出口给他们。

任何人类都具有实际上无限的受教育能力，这给了我们成功的希望，但设计和实施驱除灾祸所必需的文化免疫接种，同时尊重那些需要接种者的权利，将是一件极为复杂的急迫任务，不仅需要更好的社会科学，也需要敏感性、想象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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