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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命令，听后觉得莫名其妙，便拒绝了法国人的要求，说要请示上级再做决定。

历史进程的发展有很大的偶然性。李鸿章的含糊其辞和福禄诺的急于求成，这样的外交纰漏在当时的环境下在所难免。但是，如果碰到是个冒失鲁莽之人去执行这样的任务的话，后来的事情往往会不可收拾。该死的是，法军的这个领队官杜森尼上校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连他们自己人都说此人“身高而瘦，面多血色而易动怒，毫无外交手段，但能事事破坏，甚至连自己亦有破坏的危险”。

这样的家伙当然干不出什么好事。双方在阵前谈判中相互指责，说着说着，这个杜森尼心头怒起，竟然将中方使者击毙，并命令法军立刻逼近清军阵地，结果导致武装冲突瞬间爆发。经过两日的交锋，法军的进攻受挫，死伤近百人，双方重新进入了战争状态。

“观音桥事件”发生后，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和约，但事件是因为杜森尼杀害了中国使者导致，其主要责任显然是在法国一边。但强蛮的法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照会清政府，要求清军队立刻撤退，还要讹诈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如果不照办，法国就要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

这明显是无理勒索，但在7月下旬，清廷还是派了两江总督曾国荃到上海与法国人进行谈判，但由于法国人的要求太过分，谈判没有结果。法国随后便将战火扩大到了中国东南沿海，战争进一步升级。

4．3、基隆退敌，马尾饮恨

在中法两国谈判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法国决定对中国实行“踞地为质”的惩罚，让清廷在谈判桌上屈服于法国人的武力。没过几天，法国便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编成远东舰队，以远东扩张的积极鼓吹者孤拔为统帅，准备攻占福州和基隆，扣押为质，作为谈判的筹码。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英明，就在法国人组建远东舰队的同一天，也就是1884年6月26日，清廷为加强台湾的防卫，在曾国荃的推荐下，淮军将领刘铭传被派往台湾督办军务。

果不其然，8月5日，法国舰队便杀气腾腾的来到基隆，猛烈炮击后见清兵撤退，法国人以为清军不堪一击，便开始强行登陆，不料刘铭传早已派兵设下埋伏，等到法兵上岸后，清军突然三路杀出，把法兵打得晕头转向，吓得飞也似的向军舰跑去。但这时又突然涨潮，下船容易上船难，在清军的追击下，不少法兵葬身大海，幸好有军舰炮火的掩护，不然法国人死得太难看了。

法国人本以为拿下基隆不过是闲庭信步，轻而易举，没想到反被打得狼狈逃窜，还损失了上百人，硬生生的吃了个大败仗，真是胸闷！

法国人太小看中国的对手了。负责守卫台湾的刘铭传乃李鸿章的老部下，原淮军主将之一。刘铭传也是合肥人，作为李鸿章的部下和老乡，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临行前，李鸿章还特意面授机宜，并拨给刘铭传三千洋枪，还有江南制造局造的三十门大炮，以加强台湾的防卫。刘铭传到了台湾后，形势大不一样。

法国人并不甘心失败，8月16日，法国议会决定扩大战争，并拨出专款三千八百万法郎，专款专用，要用各种“必要方法”让中国屈服。更搞笑的是，法国的外交部门在谈判中也同步调整了要价，要求清廷赔偿因基隆战败导致的八千万法郎的军费。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战争为什么特别多，这个“赢者通吃、输者赔款”的国际惯例可谓是起了非常坏的作用。既然打赢了什么成本都没有，各国当然大搞军备竞赛，以打赢为目的，迫使他国割地赔款，战争就等于是一桩生意。

1884年7月14日，两艘法国军舰趁着中法还在议和之机，以“游历”为名，驶进福建闽江口。两天后，法国舰队司令孤拔也乘军舰到达，随后法国舰队居然陆陆续续的进入了福建水师的马尾军港。两个近乎交战国的舰队同处一港，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奇事。

要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事，说来话长。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左宗棠在福州筹备创办福州船政局设厂造船，当时邀请的是两个法国人，江汉关税务司的日意格和退役军官德克碑，当时以这两个人为福州船政局的技术总监，来负责设址、建造和延请欧洲洋教习和洋匠（多为法国人）等事务。

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由沈葆桢接手福州船政局，当时仍旧以法国人为主，开展了海事海军教学、建造兵船和训练福建水师三大事宜。实事求是的说，这些外国专家还算是尽心尽力，譬如福建水师的很多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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