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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妫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殁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等在北京监狱中只住了一年多,武昌革命爆发,法部尚书绍昌建议释放汪,奏稿有:“其供词无狂悖之语,而热忱苦志时流露于公庭对簿之间,似此旧学新知实属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悲。倘蒙天恩释放,加之驱策,当更感激圣慈,濯磨自效。”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6日)清廷下令释放汪、黄、罗三人,每人发给川资300两。黄树中后改名黄复生。
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事败被捕后,是得肃亲王善耆在朝反对判处汪等死刑,这位肃亲王善耆应该说起来是当时清皇室中比较有头脑,能够迎合时代的一个人。宣统元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时,曾有一信给他:一,劝他敦促清廷让国,举族返东北,自立帝国;二,请他参加革命党。这封信是由云南老同志丁怀瑾起草的,全函过长,摘要抄录于后:
“肃亲王左右:仆向与都人士语,知营州贵胄首推贤王,中更多难,陷于凶人,天诱其衷,俾无陨越……故仆敢以二策为贤王陈之:一为清室计者,当旋轸东归,自立帝国,而以中国归我汉人。此非仆一介之私言也,何者?八旗口籍,不逾千万,其人才亦至乏矣,既欲羁制汉人,使就轨范,而又当分布于东三省,譬若千石之粟供百万军,其势固不能偏给,与其他人蚕食而有之,孰与满汉分而有之,若能去燕京复辽东之故国,外兼蒙古,得千四百万方里,其幅员等于中国本部,然后方置郡县,务农开矿,使朔漠不毛之地化为上腴。地小则人材不忧其乏,势分则民族不忧其讧,其贤于兼治中国万万也,文政既成,申其军实,南与中国东与日本为唇齿之同盟,谁复能睥睨东亚耶。……二为贤王计者,贤王于宗室中称为巨人长德,故与方域之见殊矣。革命之业,贤王亦何不可预。昔露西皇族有克鲁泡特金者,爵为上公,而作无政府党之首领,声势赫然,光于日月,以民而抗政府犹云为已,以皇族而抗政府,则明其为博爱大同之志也。吾党所持,革命以后惟建共和政府,二王三恪之号,虑不足以辱贤王,要使千戴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然后贵耳。迩者吾党声气骎骎日骤,湘粤之域小有折伤,要不足以损毫发,贤王于此其能入我同盟也。以上二策,唯所取携,要之,必以一身主动而后国家之事从之,王家庆邸(指庆亲王奕劻)既怯懦而无果断,陆军兵柄之争又令北洋阴怀异志,失今不图,而令发难在彼,贤王虽智力绝人,亦安所发舒耶?投会抵隙,今其时矣,书此达意,非敢以口舌取人,亦以结向德之好也,孙文启。”
这封信投送给肃亲王后,善耆遣其幕客致意说:“不愿入盟,但愿相助”。其后数月,日本人加藤仡夫亦为革命党致书于肃亲王要求西藏,肃亲王即与清廷亲贵王公会商,不得结果,事虽不成,但革命党人对善耆始终保持高度的好感。善耆虽同情革命,可是民国成立后他却避居旅顺,不以有革命党人好感而留居,他曾赋诗明志,诗曰: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革命党人又把注意力集中于广东,这时广东的清廷官吏是:张鸣岐为两广总督,孚琦为驻防将军,李准为水师提督。革命党人死在李手中最多,因此在革命党人心目中认为,倘欲在广东大举,必先杀李准,李死则张、孚两人无能作为,所以议定先谋杀李准然后起义。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革命党人冯忆汉自庇能归,愿任刺客。黄兴见其热诚,教以布置之方和制弹之法,可是冯色厉内荏,一再推宕。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黄兴再度催促,冯口头答允,却潜返乡下过了一个月,才回来自称坠水染病。黄兴副手赵声怒责冯游疑,限冯二月廿四日以前行动,冯仍不敢实行,可是另一位由南洋归来的同志却独自沉默进行暗杀计划。这人名叫温生才,广东嘉应州丙村人,年42岁,在南洋学习工艺,参加革命,有血性甘愿牺牲,闻革命党人决心除却李准,于是每日暗藏自南洋所携回的手枪,计划在街路上伺候李准。三月初十日,广州燕塘举行一次飞机表演,在当时这是一次新鲜玩意,由一位留学德国学习飞行的冯如表演驾驶飞机,广州百姓空城前往参观,广东省的清廷大吏也悉数前往。温生才大为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乃在广州东门外咨议局前茶馆中等候,这条跨是燕塘进城必经之路。温坐候茶馆中,傍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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