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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1）

邓是经济战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经济，他曾经准确推断出日本将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断依据就是日本各种物资的储备和消耗，令重庆叹为观止。他指挥的经济作战也别开生面，是以制造伪钞为主，一箭双雕。

邓认为日本占领中国华东、华北地区，目的在于进行经济掠夺。因此，制造大量伪钞，和敌人争夺物资，就成为有效的经济战手段。当时，银行家贝祖贻是军统在上海的暗线——此人，大家有印象吗？他儿子很有名，叫做贝聿铭，就是在香港造中银三棱刮刀的那位——利用职务之便定期收集日占区的各种钞票交给军统，戴笠便下令在重庆巨额仿造，而后通过安徽界首武装偷运入日占区，疯狂抢购各种物资，并用来贿赂拉拢伪军将领。这一手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物资大量流失，物价飞涨，因此日军在特高课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反经济作战，不断更改钞票，增加检查手法，意图恢复对占领区的经济控制。

这样，军统的假钞经常被查获，而如果伪军将领使用假钞，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庆的联系。

自从林顶立加入，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特高课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每策划一种新的检查手法，林都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提前通知军统，因此军统的印刷厂马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日军虽然变化万端，依然防不胜防。

这套经济作战贯穿整个抗战，它破坏了日本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为重庆获得了大量急需物资，同时——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养活了日益膨胀的军统。据邓葆光的报告，每年军统利用“经济作战”获得的财富达到几万根金条，当时军统的富有连蒋委员长都意料不及。而其他的部门比如中统虽然几次试图分一杯羹，一来遭到军统的打压，二来仿制的钞票经常被查获，始终不成气候。

林顶立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将日陆海军在东南沿海的布防情报准确传送给军统，包括日军布雷区、军舰出入港等情况。二战后期盟军潜艇在东海、南海的作战，许多依据了林的情报。1945年，因为日军困兽犹斗，抵抗激烈，美军曾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为此，林情报组也提供了大量当地日军布防和战斗力，以及水文气象方面的情报。由于日军8月投降，这一战役未及实施。

同时，军统自身也充分利用了从林处获取的东南军事情报。戴笠和美军共同组建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为了获得美方信任，戴笠携美海军中校梅乐斯亲自赴东南敌后，车队穿越日军千里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东海之滨，令梅乐斯大为惊叹，也对军统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更大的信任。他当然不知道，通过林顶立，戴早已经对日军的布防了如指掌，当然知道怎样趋避了。

戴笠对林顶立的价值非常清楚，因此反复强调对林提供的情报只能“被动运用”，绝不主动要求林搜求容易导致暴露的情报。

但是林本人艺高胆大，更做出军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指挥的台湾挺进组不久建立了基隆、金门两个分组，甚至在鼓浪屿建立外围组织“同声俱乐部”，吸收福建、台湾爱国高级人士，形成了巩固的抗日团体，其团体成员，则逐步控制厦门伪政权各个部门。在林的努力工作下，厦门等地的伪组织除伪市长李思贤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们的运作下，厦门成为各日占区组织中最为热闹、却效率最为低下的一个部分，而日军却也不闻不问，因为当地负责调查控制伪组织的特高课、兴亚院和宪兵队，都控制在林介之助，也就是林顶立的手中。

本来这些机关是由日本老特务泽重信控制的。泽重信，1899年生于大阪，士官学校毕业后转入陆海军特种训练班，长期在总部设于台北的“大日本南支派遣特务机关”工作，担任日军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陆海军特务系统总负责人。1939年9月，厦门特务机关长田村崇则被中国特工刺杀，泽重信亲自前往厦门坐镇，公开担任兴亚院负责人，地方理事官，台湾总督府驻厦门嘱托、海军总部嘱托、日本亚洲共荣会事务嘱托、华南情报部部长等职务，是日方在厦门的最高指挥人员。他前往厦门的时候带去了自己最为信任的部下林介之助，却不料给自己挖好了墓穴。

1941年，华南的一个日本女特工被军统拉入组织，并为中方提供情报，日方觉察后将其逮捕枪决。与这个女特工有联系的若干军统外围人员被捕。根据审讯中的记录，泽重信发现厦门暗藏着中国方面重要的特工机关，因此决定顺藤摸瓜，投入力量进行侦破。

以日军的效率和能力，林顶立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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