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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河湾(14)
就在我当时以轻松口气做“自我清查”之后不久,北京一位叫张云义的军人一连几次来上海找我。他是当时北京一位副总参谋长的女婿,代表国防科委的王素之将军,动员我到军队工作,去北京。 这事使我很惊异。原来,王素之将军一度曾到上海领导过清查工作,知道我的一些情况,回北京后对我的政治判断和为人态度越来越有好感,执意要调我。 张云义先生说 :“你受了很大委屈,但‘两个凡是’的问题在上层人事上比较复杂,考虑大局只能向前看了。军队调你,立即给你一个像样的级别,正团级,就是为你恢复名誉。” 听了这番话我被王素之将军的负责精神感动了。他只是来过这么一段,也没有再过问后来的事,却一直记着,尽自己所能,给一个远方的年轻人返还公道。 我对张云义先生说 :“请代我谢谢王老,但调我却不必了。现在我已找到岗位 :为中华文明的重建做点事。在这个岗位上,是否恢复那种名誉,并不重要。” 此后,张云义先生还来我家四次,他们调我之心一直未泯。 张云义先生一再警告我:“中国文人里最让人恶心的就是那些揭发专家,揭发过一次就会揭发一百次,因为除非你永远默默无闻,否则他们总会为过去的揭发感到不安全,所以一辈子不放过你。还是离开上海吧。” 我说:“你这么说我更不走了,历史还能听他们摆布?” 就这样,我留在上海了。 然而,我早已不想和那些揭发专家憋气。 我很明白,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只是社会一小角。“文革”中受难的很多家庭,地位更高、落差更大、灾祸更深。 这就是我们脚踩的土地。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隐疾。 所谓集体隐疾,就是文化。 我们的文化本不应该这样。 我义无反顾,向文化走去。这次出发,与我报考大学时对“文化”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 个人的名誉确实已不重要。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 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近似破釜沉舟。我让自己在屡屡传言中形象模糊,以便让仕途成为陌路。 这就是说,我让自己的文化行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返回目录'  
隐秘的河湾(15)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与所在学院的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一起到湖南长沙招生。中南地区几个省的考生都要赶到长沙应试,我们从接受报名到设考场监考、口试,忙了好一阵。那次招到了一批很优秀的学生,但说来悲凉,居然已去世好几位。 学生之一的黄见好,后来以“伊妮”的笔名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但几年前突然给她相亲相爱的丈夫留下了一封不明不白的告别信后,不知去向。她家人和诸多社会机构找了好几年,都不见踪影。连所有的寺院都找遍了,估计已不在人世。但为何离开,至今无人能说得清,据说与得了一种病症有关,但那并不是绝症。她丈夫至今还没有停止寻找,一路带着她的那些著作,著作扉页上印着,作者“受业于余秋雨教授”。 与她同班的另一位学生黎奕强毕业后表现卓著,已出任广州市粤剧院院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谁知有一年除夕驾车带儿子回广西梧州的老家过年,夜色中坠入一处断桥河谷,父子两人都未能生还。 我至今还记得口试他们时的一问一答,还记得毕业送别他们时的依依情景。我一直以为,灾难结束在我们这一代,我再忍辱负重,也要让学生们过上好日子。 那年去招生住在湘江宾馆一座现已拆掉的老楼内,我与范民声、王家乐两位一起住一小间,既拥挤又简陋,为的是替学院省钱。那天,我们三人正在闲聊,有人敲门,笃、笃、笃,估计是考生,便大叫一声“进来”,只见急急推门走进一位老人。 我奇怪地定睛一看,立即起身:“车部长,是您!” 车部长早已调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与几年前他所在的上海市委执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点关系,当然比在上海寂寞多了。不知道他从哪条管道知道我来了,住在这里,居然准确找到。须知我当时还籍籍无名,他在湖南的工作系统不会因外地来了几个招生的教师而向他汇报。 “我有多头情报。”这是他对我疑问的回答,与我们首次在上海大厦见面时一样。 我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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