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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设辩护律师处是政府为清贫人士提供的刑事辩护服务机构，辩护处的出庭律师和检察官一样都必须是律师，他们往往因为经办的案件过多，而经费有限，许多案件都缺乏经费聘请收费昂贵的专家来作证。当我向他们介绍我们化验室的免费服务时，他们都十分高兴，但是面谈时，他们对我这位黄面孔的化验室主管仍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刚开始时，他们只听取我对某一案件的一些专门意见，从不让我在证人席上作证，担心法官会质疑我的资格而无法通过专家资格审核这一关；纵使我符合专家证人的资格，他们也担心清一色的白人陪审团不会相信我这位黄面孔的专家的证词。

在美国法庭，专家证人的资格十分重要。在学位及专业研究方面我无懈可击，而一般来说许多专家都会加入专业协会来提高自己的可信度。在刑事鉴识这门科学里，全美刑事鉴识协会是知名度最高的专业协会。有一次我参加了该会主办的活动，看到会员清一色都是男性白人，当我这个东方人出现在这次活动中时，不少白人都以奇怪的眼光来看我。但毕竟这是一个能增强自己资格的协会，我仔细地阅读了会员资格后，认为自己有博士学位，又是教授，入会资格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当我向该协会的职员递交申请表时，一位白人理事看了我一眼，根本没有看我的申请表，就毫不客气地将申请表格退给我，说道：“你不够资格！”我心里明白，我所不具备的资格是肤色资格，而不是专业资格。此时我明白到，要打入这个由男性白人主宰的行业，要跨过这道门坎并非易事。但是我要用自己的本领向他们证明自己，我不想低声下气地求他们让我入会。我没有说什么，就大步走出了会场。谁曾想，10多年后，这个起先不愿让我入会的学会竟聘请我做他们的理事，并请我担任其专业期刊的编辑。

留美奋斗（5）

我知道，不能因为自己的肤色而被人排拒在美国主流的刑事鉴识界外，我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更努力，花更多的精力以做出些成绩来，让别人对我这位黄皮肤的中国人另眼相看。我抱着友善的态度与公设辩护律师合作，每一宗案件都不计较路程远近和时间长短而前往现场勘查，每一项证据都仔细化验。经过多次合作，公设辩护律师处的多位律师也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

1976年1月，离纽黑文不远的利奇菲尔德城发生了一起强暴案件，被告是一名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工人，被害者在嫌犯列队指认时一口咬定是他，被告后来也向警方自白。检方的专家证人化验过被害者体内留下的精液，也确定强暴者的血型与被告相同。检察官认为证据确凿，陪审员一定会判被告有罪。公设辩护律师查理·吉尔负责替被告辩护，经过仔细查问，被告改口称自己是无辜的，他认罪的证词是被警察诱骗而做成的。吉尔审阅了检方手上的证据，也觉得无懈可击，不过被告坚称无辜，吉尔觉得有必要查个水落石出。他专程到我的办公室向我介绍基本案情，我分析说，有三成的被害者都会指认错误，但是要证明被害者认错了人，必须要有证据证实，因而，被告之罪取决于精液的化验结果是否准确。

他赶忙向法院提出要求，请求法院将精液证据分出少许来让我化验。法院同意了他的请求，我拿到证据后马上进行化验。结果显示，被告的血型虽然与被害人体内残留精液的血型相同，但是它们的酵素型与别的遗传因子却不同。

传统的血型分类是以ABO区分，按照这种模式，血液可分为A、B、AB以及O型。A型和O型的比例分别占人口的43％和46％，因而拥有相同血型的几率十分高。如果嫌犯的血型与现场留下血迹的血型不一样，这可以为嫌犯脱罪，但是如果两者血型相同，也不能据而确定嫌犯为罪犯，因为还可能有其他人拥有同类血型。

但是，采用电泳法等方式对血液更进一步的分析，可以辨别出血液内的酵素及蛋白质。一些常见的酵素型如PGM型，和血清型如HP型等都十分独特，这些酵素型与血清型加起来往往能更准确地判定嫌犯的身份。

例如，假设嫌犯的血型分析结果为A型血，HP是第二型，PGM是第二型，拥有A型血的人口比例为43％，拥有第二型HP的人口比例为％，拥有第二型PGM的比例为％，同时拥有这三类型血型的可能性将是％，也就是说1000人中大约只有8位，从而使鉴识的准确度大大的提高。在这宗案件中，虽然ABO的血型相同，但是其他酵素型和血清型并不同，因此被告犯案的可能性降到零。

这是我第一次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心里总是有些紧张，但是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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