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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高新区代表的中关村建区已经超过20年。对于中关村的探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派以写作《中关村的新革命》的新华社记者凌志军为代表，认为中关村的探索是成功的，而且这个成功还将继续下去；另一派则以互联网观察家方兴东为代表，他也写了一本书叫《中关村失落》，观点非常鲜明：如果把硅谷比作一个不断冒出创新思想的活火山的话，那么中关村只不过是一个一次性的硅谷。早年的中关村虽然混乱不堪，但是充满活力，是创新的摇篮。如今，“作为追求规模经济的城区，中关村将继续高歌猛进，但是作为新技术栖息地的科技园区，中关村已行将成为历史”。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凌志军还是方兴东，虽然他们最后的判断截然不同，但是出发点竟然是一致的。凌志军在清华创业园中看到中小企业创业的火热场面，从中看到中关村未来的希望，而方兴东则认为伴随着中关村的楼越来越高，路越来越宽，留给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中关村已经背离了硅谷精神，而逐渐走上了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发展模式。

在他们看来，中关村的生死存亡，或者在更广的意义上说，高新区的生死存亡，其实根本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适不适合创新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为从硅谷乃至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小企业的驱动是创新的源泉。为中小企业提供完备的孵化环境，提供适宜创新和创业的生存氛围，被视为硅谷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对于一个国家的创新战略来说，高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对于高新区的发展来说，打造适宜创新与创业的孵化氛围则是比硬件建设重要得多的事情。在我们为成都教育科技园设计企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持续地打造适宜创新和创业的孵化氛围成为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

中关村是中国高新区的一面旗帜，无论是探讨中国高新区模式的成功还是失误，中关村都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板。

1980年，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陈春先到美国考察，他参观了硅谷，像许多去参观的人一样，他被深深地震撼了。这种震撼持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回国之后他提出在中关村打造“中国硅谷”的设想，并率先下海。20多年后，中关村气候渐成，但是作为先驱者的陈春先却始终没有熟悉商海的水性，黯然退场。

中关村已死？（2）

应该说陈春先是非常敏锐的，他在硅谷看到了建设高科技产业园区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陈春先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用自身不无悲剧性的经历证明了从实验室到市场是一段多么艰辛而漫长的路程。科技成果只有到市场上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有创新实属不易，然而能够把创新转化为产品的市场生存能力则更难得。

这个问题并非中国的科技人员所独有，科技新创企业成活率低也是全世界的高新区要面对的难题。事实上，正是因为硅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才成为今天的硅谷。

人们经常比较波士顿128号公路和硅谷，前者无论是在基础条件还是在人力资源储备上都不比后者差，但是无论是创新公司的数量还是规模都无法和硅谷相比。在探讨硅谷模式的经典之作《硅谷优势》中，一位从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迁往硅谷的创业者杰弗里·卡尔布（Jeffrey　Kalb）这样说道：“128公路地区和硅谷的产业结构存在着根本性差别。128公路地区由大公司组成，他们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不仅仅是些小事，还包括主板、芯片、显示器和磁盘驱动器等所有的一切。小公司在那种环境下很难生存，因为他们不容易拿到这些元件。这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而是一种能量，一种能获取一切的能量……但是在硅谷的基础设施中，有你所需要的一切。因此，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件事情，它是劳力、物力、原材料，更是时间。当你处于起步阶段时，时间就是一切。作为初创企业，入市时机是仅次于现金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资源触手可及，你就比较容易做出决策。……这就是你作为初创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一种迅速决断、迅速行动、迅速变化的文化氛围。……你只有亲自在这儿工作过，才能真正意识到硅谷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多么与众不同。”

在比较了诸多指标和案例之后，《硅谷优势》总结道：“硅谷持续的优势来自多种因素，而远不是任何个人或单个公司。更确切地说，硅谷的优势来自其整体环境——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这个栖息地随时间自我发展，随着一代又一代新兴企业与新技术的成长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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