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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诠释八王之乱

这段历史可以从汉代的覆亡叙起。其原因曾被追究于宦官掌权、黄巾叛民的暴动，和无纪律之边军被召入京，然而实际上，全面内战展开时，宦官已被整肃，黄巾贼已被剿平，而边军亦已不再成为问题。晋朝情形亦复如是。最初问题之发生，咎在皇后贾氏，据说她心肠毒辣，又爱虚荣，有些历史家尚且说她黑而奇丑。因为她与皇太后争权又要废太子（非贾后所生）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涉。晋朝的习惯，各皇子称王，内为朝臣，外拿兵符。不过当争端延及各地区时，皇后已被弑，以前各种冤屈都已平反，而战事依然方兴未艾，动则使几十万的官兵卷入，这就很难再称其为宫闱间纠纷的后果，而认为咎在女人的虚荣与嫉妒了。

现代学者引用“经济枢纽区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他们认为好几个出产粮食的大地区，内部的交往深，需要外界的接触少，于是地方政府因此逐渐脱离中央的掌握。这种说法，有它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可是这和晋朝一度统一的情形对证，就不相符合了。即算地缘政治里有阻碍统一的因素，仍可以军事行动克服。以后晋朝的内战更使这个说法文不对题。当时战事波及的地方全在国都附近，南方照理应当鞭长莫及，此刻却反而平静无事。

在找不到更好的解说之际，我们不能不对传统所谓兼并之说再加斟酌。土地的占有，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影响极深。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其公平的因素不说，确是在中国乡村中，先摆下了简单和均匀的基础，便利于官僚组织的管制。当时汉朝提倡孝与廉（不仅是做官的廉洁，而且是在对人处世时对财物一体谦让），显见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种组织与结构极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坏。读者此时必须体会到，在农村之中应付税的户数极难隐匿，可是户内所领土地亩数和人口的口数包括雇工和奴工，则可以出入。如果实际上户数减少，税收必随着短绌。以后政府所能供应的服务，有如济贫、地方自卫和水利等等，也必为之减缩。并且地方士绅力量的伸张亦必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性格。专制政府的体制，皇权由上而下，全国一致，要是地方士绅开始自作主张，即带有一种修正性质。从以上各长所述，可知后汉地方政府的凌夷，巳产生各种不稳状况。

当曹家取汉而代之和司马家取魏而代之的关头，立即崩溃的危机暂时平安度过，可是其基本原因并未排除。当日不平稳的局势可自各种诏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三诏令”（曹操为丞相时所颁发）求才，内中称有才的不必有德，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算不仁不孝仍当拨用（地方士绅通常以仁义自居）。晋朝则颁布占田法，企图限制各家室拥用土地数额。两种方案都在企图脱离士绅的羁绊。可是魏去晋来，两方都没有达到重建中央集权体系的目的，当日华北表面的平静，全靠强而有力的创业之主暂时压制，始能一时维持原状，他们一不在位，宫廷里稍有纠纷，即引起地方上各种无从管制之因素乘机蠢动。皇子之称王者更将事体扩大，以致武装冲突绵延各州，历时16年（公元291一306年）。其作战无秩序，阵容纷乱，无确切之目标，凡此均显示社会组织已大规模的全面崩坏。

文化融合无功引起五胡乱华

在这16年的后段，有了所谓蛮夷戎狄的投入，这也需要一段解释。首先参加的是刘渊，他是汉人和匈奴混血。他在公元304年于长城之内起事，20天之内即聚众5万。刘渊曾任晋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导匈奴人众。这背景使他容易号召国防线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马早已编入边军之内。其他异民族分子，包括汉人家中佃农和奴工，较刘渊迟12年称帝的石勒，年轻时即被贩为奴。整个游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于此时。可是综合起来看，仍是汉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这种制度解体，才引起少数民族参加其中的混战。若说夷人主动的汹涌而入主中国则与事实相左。

可是少数民族擅长的是骑兵战术，在内战时，其影响非不严重。当骚扰普遍化时，各处村落组织自卫武力，筑坞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黄巾叛变时开始，及至公元4世纪，已构成华北的普通现象。大概在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北边有设防的村落三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公元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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