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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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年来,司马光除了每日进迩英殿进行两个时辰的“侍读”外,不再议论朝政,以免干扰皇上在王安石扶助下的思考和决策。皇帝似乎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再更多地提出朝政方面的事情询问。这样,司马光便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书局这个不大的空间。读书、思考,与眼前这几位年岁不等的朋友谈史论道,进行编纂《资治通鉴》理论上、体例上、资料上、技术上的准备。
他尊重太常礼院博士刘攽(字贡父)。这个身躯不高、举止随和、不修边幅、耿直坦荡、年已四十七岁的江西人,自幼刻苦自励,博览群书,精于汉史,而且往往于诙谐成趣中,化解史料上迷离扑朔的难题。“贡父,天生史学之才也。”
他欣赏刘恕(字道原)的才智修养。这位身材高大、道貌岸然、语出惊人、年仅三十七岁的翁源县令,简直是史学上的奇才。“奇”有三:一,在当代文人学士中,真正称得上“博览群书”者,唯此一人;二,博而不呆,深而不滞,是解决史事纷错难治的能手;三,赞语无所藏,抗言无所避。“得史圣司马迁之真谛者,道原也。”
他更喜欢二十八岁的范祖禹(字淳甫)。这个天资聪颖、英俊多才的年轻龙水县令,虽是原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范镇的从孙,却毫无纨绔之气。精研学业而富有主见,锐意进取而沉稳从容;无哗众取宠之心,有究根问底之志;节衣俭食,甘于寂寞;勤于探索,自强不息。“他日史家有继,必此子也。”
也许因为“变法”风雨即来,也许因为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的消息已从大内传出,也许因为半年前延和殿里那场“理财”之争仍在司马光的心头回荡,也许只是因为修史需要,他们今夜议论的话题,是汉武帝时治粟都尉桑弘羊推行盐铁酒类官府专卖的一段史实。
此刻,精于汉史的刘攽正在从容地谈论:“……汉武帝元狩年间,国库日虚,匈奴压边,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桑弘羊,组织几十万人屯垦戍边,以御匈奴进犯,确是一件有远见的决策。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他敢于从豪强、富商、大贾手中夺取盐铁酒类私营之权,一变而为官府专卖,也是一件极有胆略的举动。这个举动的直接功效是:削弱了各郡国的势力,打击了豪强的高利盘剥,增加了官府的钱财收入,于国于民还是有益的。所以,对桑弘羊这个人,我们应当予以注意……”
司马光很自然地从桑弘羊就想到了王安石。又从王安石想到刘攽,王、刘私交甚厚,不知史论是否受私情所扰。
范祖禹向刘攽提出质询:“桑弘羊屯垦戍边的决策,从汉以来,似无疑议。但他官营盐铁酒类之举,太史公司马迁似乎不以为然。太史公以为桑弘羊官营盐铁之论,是蒙蔽了汉武帝,故而太史公讥笑汉武帝‘昏暗不明,所用非人’。贡父公以为太史公这个评论公允吗?”
司马光微微点头。他喜欢范祖禹这种敢于向汉史权威提出挑战的精神。
刘攽朗声一笑,谐趣地说:“太史公当然是圣明的,但不是每句话都高明。他老人家对盐铁酒类和黎庶细民吃穿费用的了解,大约和我们一样外行,决不会比商人出身的桑弘羊高明,所以,也会有拿不准的地方。依我看,太史公对桑弘羊的评论,大半是依据桑弘羊后来德行有缺,为人不忠,与上官桀等勾结、谋废汉昭帝而立燕王旦、终被杀头的既成事实作出的。”
司马光笑了:贡父之智,在于高屋建领,故而辟径新奇,引人深思。他抬头询问刘恕:“道原,你的高见呢?”
刘恕并不谦让,坦率直言:“桑弘羊的悲剧,在于他的一双眼睛一直注视着远方,而不屑于低头一窥足下。他的一生,成名于理想,毁名于理想。盐铁官营了,而经营盐铁的官吏却腐化了,权钱相交。开始‘钱’为‘权’子,以‘权’谋‘钱’;继而‘钱’为‘权’父,以‘钱’役‘权’。结果,官仓无增,私囊盈满,铁器质劣价高,盐被居奇。名目上富民富国,实际上肥了铁官盐吏。桑弘羊不幸而成了铁官盐吏的代表!后来又在朝廷内争中掉了脑袋。悲夫,桑弘羊!”
司马光喜悦之色跳动在眉梢:道原的议论,深入而浅出,深湛而简要,肯定与否定并存,赞扬与谴责交织,动因与效果相应,活活勾画出了一个完整的桑弘羊。他觉得很受启迪,便抚着稀疏的胡须,含笑称赞:“道原,高论启人,能不能详加论述,以开茅塞。”
刘恕拱手:“司马公若有兴趣,刘恕愿尽其所思,恭请指教……”
这时,司马府邸五十多岁的老家仆吕直,慌慌张张闯进书局,仍按三十年前对司马光的称谓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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