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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夜，五位政治局正式委员参加了庆祝仪式，高度赞扬了苏军的丰功伟绩。5月8日，苏联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纪念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对高级军官和老战士们发表了讲话，歌颂了“二战”中军队的英雄主义，承认斯大林对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春季和夏季期间他没有支持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军队激进改革派，而这一时期对改革派而言是最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在改革、苏联外交政策和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

在此之前的1989年秋季，中下层军官们围绕军队政治机构命运问题的辩论趋于公开化。洛帕京少校及其同伙作为军队激进改革派的主要成员，对总政治部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1989年12月，新成立的“军官会议”组织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全军会议，洛帕京的支持者和“盾牌”组织要求废除政治机构。保守势力试图将全军“军官会议”举行的大会变成支持总政治部的论坛，但反对派成功地阐述了他们的立场。到了1989年年底，总政治部的前途成了大家公开谈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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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在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面临的任务自然不仅仅是在总政治部的命运和军队改革问题上与军方摊牌，他还试图取消列宁赋予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从而为实行多党制开辟道路。过去的一年里，党不仅被削弱了，失去了大批党员，而且党内各级组织中各个派系纷纷冒了出来。自由派党员对戈尔巴乔夫失望了，觉得他逐渐倾向党内保守派势力。利加乔夫和切布里科夫公开重整保守派势力。戈尔巴乔夫夹在中间，只有很少一部分追随者。

各级军官两极分化的倾向也开始出现，尽管当时还不是很明显。1989年和1990年，越来越多的军官退党。这些人虽然遭受严厉的惩罚，但这些惩罚常常不起作用。例如，在堪察加半岛的一个导弹靶场任职的亚历山大罗金中校以痛恨腐败现象为由退了党，被禁闭在一所精神病院，后来由于他威胁要煽动公众闹事，才被释放。随着退党人数的增多，空军飞行员成为全军退党人数比例最高的群体。沙波什尼科夫几乎每天都要听到亚佐夫问他，他对成群结队的退党行为采取了什么措施。据沙波什尼科夫讲，这件事后来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笑话：“亚佐夫问：你对飞行员的退党行为采取了什么措施？回答：没有。问：为什么？回答：太晚了，他们已全都退党了。问：那么你呢？回答：我也退党了，只有你还留在党内，或许留在党内的还有我们的总书记。”u米u花u书u库u&nbsp；www。7mihua。com

按照契尔尼亚耶夫的描述，整个春天和春夏之交，戈尔巴乔夫都在认真考虑关于削弱共产党的可供选择的策略。他在授意契尔尼亚耶夫起草关于列宁诞辰纪念活动的讲话时说：“结束（列宁的）偶像形象，体面地（将其）归入其他历史人物的行列中。”据契尔尼亚耶夫讲，利加乔夫及其追随者对此讲话的反应是：戈尔巴乔夫“已经从思想上最终与他们决裂”。在第二十八次党代会召开之前不久，契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都敦促戈尔巴乔夫从争夺党的控制权的斗争中脱身，辞去总书记职务。他们像过去若干次所做的那样，恳求戈尔巴乔夫只保留国家元首即总统的职位。

1990年5月和6月发生的一些不祥事件使契尔尼亚耶夫等官员相信，反对派将在党代会上向戈尔巴乔夫发难。第一起事件发生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戈尔巴乔夫站在列宁陵墓旁检阅通过红场的游行方队。紧随第一方队的第二方队是由所谓的“莫斯科选举人俱乐部”组成的，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打倒戈尔巴乔夫”“打倒人民的剥削者和强盗——苏联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和法西斯红色帝国”“立陶宛要自由”，等等。戈尔巴乔夫和检阅团人员悄悄地离开了列宁墓，引起了人群中一片嘘声和恶意的辱骂。红场上攻击苏联领导人的这种破天荒的行为不仅使戈尔巴乔夫十分难堪，而且，按照契尔尼亚耶夫的说法，使“70年来习惯于苏联钢铁般秩序”的公众非常震惊。当然，这些示威者与发表反戈尔巴乔夫声明和制造2月25日事件的人是同一伙人，他们已将戈尔巴乔夫视为敌人，认为他是党内官僚主义的代表和推进改革的障碍。

第二起事件是成立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该党的领导者将戈尔巴乔夫视为改革的倡导者和威胁苏联社会制度的危险人物。与其他共和国不同，俄联邦在共和国一级没有设立党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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