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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独深忧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论，颇有异同，当由骠骑（案指司马道子）简于朝觐故也，将无从容切言之耶？若主、相谐睦，吾徒当戮力明时，复何忧哉？’”以后，恭、忱嫌隙rì趋明朗。《世说新语#8226；忿狷》：“王大（王忱）、王恭尝俱在何仆shè（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前，意便yù相杀。何仆shè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刘义庆以此事归入“忿狷”一类，以品xìng相责，只是见其一面；但所谓“势利之交”，似又近二王忿争的实质。不久以后，王恭出镇京口，二王的忿争成为两藩的对立，这比起京师主、相之间的争执，更要明朗。诸种现象在这时出现，都顶示着政争在继续加深，继续扩大。

荆州的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起着作用，即桓氏遗留的势力。王忱至荆州之年，桓氏自桓温以来在荆州的统治，已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桓氏人物虽然物故者多，但尚有存者。特别是桓温世子桓玄袭爵南郡公居于江陵，是桓氏在荆尚存势力的核心所在。《王忱传》曰：“桓玄时在江陵，既其本国，且奕叶故义，常以才雄驾物，忱每裁抑之。”太元末年，桓玄出为义兴太守。《世说新语#8226；言语》谓“桓玄义兴还后，见司马太傅（案即道子），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案“来”，《司马道子传》作“晚涂”）yù作贼，如何？’桓玄伏不得起。”由是桓玄不自安于道子。道子所授荆州刺史王忱，是王坦之之子，而坦之又是阻碍桓温夺位的主要人物之一。这种历史关系，决定了桓玄在荆州对王忱采取对抗态度。因此在荆州内部，又形成了一组新的矛盾，这组矛盾终将与全局的矛盾联系起来，成为动乱的另一根源。

桓温篡迹，人所共知，这对桓玄的出处是很不利的。桓氏所据上游方镇又已尽失，桓玄无所依傍。在这种于桓氏不利的情况下，桓玄犹能保存势力，对抗公府，是由于皇统在简文帝子嗣之手，而简文帝得立，是桓温废黜海西公的结果。这就是说，孝武帝的天下得之于桓氏，彻底否定桓温，即等于否定简文、孝武的皇统。所以王殉、谢重均公开倡言桓温废昏立明，《通鉴》更谓“是时桓氏犹盛”也。

3。殷仲堪入荆与孝武帝得势

太元十七年，王忱死于荆州，激起了孝武帝夺回荆州的努力，东晋政局又为之一变。

《世说新语#8226；继漏》：“王大（忱）丧后，朝廷或云国宝应作荆州。”注引《晋安帝纪》曰：“王忱死，会稽王yù以国宝代之。孝武中诏用仲堪，乃止。”中诏，诏从中出，非铨叙常规。据《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殷仲堪曾为谢玄参军，出守晋陵郡，太元末领黄门郎，“宠任转隆。……帝以会稽王非社稷之臣，耀所亲信以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振武将军、荆州刺史”。由此可见，殷仲堪得力荆州，是孝武帝对司马道子斗争的一大胜利。

《世说新语#8226；德行》：“自杀袁悦之后，上深为晏驾后计，故先出王恭为北藩。荆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诏用仲堪代焉。”殷仲堪莅荆州之前，与王忱之死同月，孝武帝已抢先一步，出“以才学文章见昵”（《王珣传》）的郗恢（郗鉴之孙，郗昙之子），代替以老病退的朱序刺雍州，镇襄阳，造成夺取荆州的有利条件。而在司马道子策划以王国宝为荆州时，孝武帝又不经过吏部，以中诏出殷仲堪。这些情况，都可见其时事机的紧迫，斗争的激烈。

殷仲堪刺荆州，还有一个得利者，就是桓玄。原来王忱在荆州，每裁抑桓玄，桓玄当然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希望出现一个能与桓氏合作共事的荆州刺史。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一《简静寺支妙音尼传》曰：“荆州刺史王忱死，烈宗（孝武帝）意yù以王恭代之。时桓玄在江陵，为忱所折挫，闻恭应往，素又惮恭。……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yù得之。乃遣使凭妙音尼为堪图州。”孝武帝以此事问妙音，答曰：“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因此殷仲堪得以代王忱刺荆。殷仲堪在荆州，一反王忱裁抑桓玄的态度。《通鉴》太元十七年谓：“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惮之。桓氏累世临荆州，玄复豪横，士民畏之过于仲堪。”所以妙音为仲堪图州的举动，对于以后桓玄势力的坐大，荆州局面的发展，关系甚为密切。

顺便论及，殷仲堪入荆，不利者除了司马道子以外，还有琅邪王氏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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