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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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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七月十七日咸丰死,到咸丰灵柩运到皇宫,其间74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九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4天。两宫太后于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3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zhuān)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洲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朝,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

同治新政

同治朝遇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如同处在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这就给同治朝实行新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日本明治维新也正在此时。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议政王奕主持政务,互相配合,推行新政。在奕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

(一)设立总理衙门。全称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一般称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咸丰十年(1861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批准成立。它的实际职能是总揽新政的中央政府机构,是面对世界局势、完全创新的机构。它不仅掌管清廷与各国间的外交事务,而且包括对外贸

易、海关税务、边疆防务、海军建设、新式工矿业,以及建新式学校、兴修铁路、矿务等,实际上它相当于清廷的内阁兼外交部。这是二千年来第一个专门处理外事的中央机构。总理衙门由亲王一人总领,实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从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中指派充任。下设独立公所,计有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等机构。其中,俄国股,兼理俄、日两国外交事务;英国股,兼理奥地利交涉事务;美国股,掌办对美、德、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各国交涉事务;法国股,兼理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各国交涉事务;后设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旨是办理同西方关系事务,创办近代化事业,它的出现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随之,设立驻外使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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