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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国务院决定由水电部安排“引黄济津”，在引黄河水之前，先将卫运河基流送给天津，从11日到12月25日，卫运河基流送来3亿多立方米水，然而，天津市九宣闸实收水只有0�6亿立方米，水在干旱的沿途几乎消耗殆尽。从12月25日到1973年2月15日，河南新乡人民胜利渠正式为天津市引黄送水1�37亿立方米，天津市九宣闸收水1�027亿立方米。

780多公里外的黄河水第一次开始解救干渴的天津。

1972年11月23日，“文革”中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听取了天津用水面临严重威胁的汇报……

由于旱情未能解除，中央决定再次“引黄济津”。1973年5月13日至6月28日，继续利用河南省新乡人民胜利渠，途经卫河、卫运河、南运河至天津市九宣闸，九宣闸再次收水1�08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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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河下梢”的水饥荒（4）

黄河第二次解救天津。

1975年8月下旬天津再次面临断水威胁。

8月末，海河上游各河完全断流，海河水位急剧下降至半米，天津市向水电部请求调水救急。

9月18至19日，水电部根据李先念、谷牧副总理指示在北京召开解决天津、北京工业及城市生活用水会议。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五省市水利厅（局）及水电部13局河道分局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共同研究了保证北京、天津供水措施。

此刻的天津，机井已遍布全市农村。据9月20日《天津日报》报道：四年来，天津市打机井2�6万眼，相当过去22年打井总和的7倍。有井大队达到3400个，占全市大队的90％，仅此一年就打井6700多眼。不抽地下水，天津已无法活命！

10月18日，河南人民胜利渠开始为天津放水。放水期间，为解决河北省用水，从11月17日停止为天津市放水约一个月，到12月16日，再继续为天津市放水。到1976年1月底放水结束，前后为天津市放水1�568亿立方米。

黄河水第三次解救天津。

就在这个10月，中国水利学会在天津召开南水北调规划研讨会……

1980年，华北地区普遍少雨，汛后密云水库蓄水有限，加上冬春季入库基流，全年可供的水量只有9亿立方米。不足京津两地用水的1/6。为保证京津两个城市的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用水，8月18日，水利部在北京召开京、津、冀紧急抗旱用水会议，会议由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王宪、天津市副市长吴振、河北省副省长杨乃俊及国家计委、经委、建委、新华社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和代表参加了会议。为解决这一问题，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是牺牲农业用水，农村支援城市，保证城市必需的用水；城市也压缩用水指标，用于缓解农村旱情，共同度过干旱缺水的难关。

天津算了一笔水账：以最低用水水平是每日138万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已从每日60万立方压缩到30万立方，按303天计算，共需3�5亿立方水，以损失50％计，需要7亿立方。低于以上水平，工业即要停产。

天津再次要求“引黄”解决。

然而，这一年黄河没能来水。

这一年，天津全市共开采地下水8�9亿立方米，其中城市及工业1�4万眼井开采3亿余立方米，郊区、县农业2�9万眼井开采5�8亿立方米，比允许开采量超过1�9万立方米。

因为干旱，自4月底至10月初；北大港库区苇田、苇垛连续发生大小火警22次。

农村没有水灌溉，各农用中、小水库蓄水仅有5000多万立方米，不到蓄水能力的8％。所有河道断流，地下水位下降，小麦不能返青、生长。春旱加伏旱，农村旱灾受灾面积达100多万亩。

由于地下水的超采，天津的地面在开始沉降。

1981年，持续干旱，天津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严重的水荒。

4月12日，向天津输水的紧急会议在天津召开，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水利厅、密云水库管理处、廊坊地区水利局、水利部工管局、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有关处室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从4月14日8时至19日8时止，在密云水库向天津市输水线路上，一律停止用水5天，由海委、北京、天津、河北共同组成巡回检查组，加强巡逻检查。

4月16日，海河水位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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