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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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改革试点地区出台车补标准后，出现了一些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一是车补发放数额差别过大。澄迈县车补最低与最高标准相差倍；山东省威海市的车补相差12倍。这种落差造成工勤人员心理不平衡。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廖逊认为，车补按行政级别发放，凸显了官本位意识，不一定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但要人人均等，也许谁都买不起车，也不能提高政府行政效能。车补是按工作需求量发放还是按职务大小给付，成为车改“货币化”过程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二是车补远高于工资。2005年海南省澄迈县公务员的月工资水平，正科级1500元左右，正处级1700左右，而车补每月分别高达2200元和3200元，远高于工资。这种怪现象，在全国许多试点地区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部分公务员又反映车补不够用。一些地区的巡警、交警、治安等方面干警，以及出差较多的农业、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均反映了车补不足问题。车补标准用什么衡量，没有一个让人心服的杠杠。三是车补按月发放等于变相加薪。有一种声音认为，没有公务活动，就不该发放车补。学者则说，按月发放车补可能使官员规避因公外出。“因公外出要自掏腰包，怎比在办公室闲着，到月底还有丰厚‘回报’划算？”这就可能带来逆向激励，使勤政的干部得到的实际车贴“实惠”少，懒惰的干部得到“实惠”多，最终违背改革的初衷。

一些人士对车改的公平性提出怀疑，进而蔓延成对车改“成绩”的诘问。据了解，公车改革试点地区要实现的“成绩”之一，是减少财政开支。为此，一些地方在设计车改方案时，先将财政开支缩减1/3，再根据剩下“蛋糕”的大小，制定车补标准，重新切分。从成绩看，各地财政开支的确比车改前节省了30％以上。但一些人士认为，这看似“成绩”的蛋糕缩小，其实掩盖了一些不合理内容：一是原有车辆已经超编。按照中央的精神，乡镇一级公务用车是有严格规定的，但改革前，很多地方其实已经远远超编，在一些省市，一个乡镇有十多辆车是普遍现象，在超标的基础上谈车改节约多少，没有意义。二是原有车辆已经超标。按国家有关规定，除了正部长级可配专用公用车，其他职务不能专配公用车，只是派用公用车。可是，一些试点地区科长、股长级都配有专车，超标现象严重。在超标基础上估价发放车补，就等于承认了原先的违规待遇和对公车的不当占有。三是原有人员超编。如果超编人员不清除，而是在此基础上换算蛋糕大小，就使得超编人员成为车改获益者，所谓提高政府行政效能打了折扣。四是“蛋糕”压缩幅度没有到位。车改前，公车2/3时间被领导干部和司机私用，费用算在财政帐上，车改就应缩减2/3的财政开支。但是，许多试点地区的车改仅缩减1/3，剩下的蛋糕仍较大，切分余地也大，官员分享的车补多，车补标准也就高。这就相当于把原来“公车私用”时浪费的部分费用，车改后“合理”地转付给了个人。

燕赵都市报也发表署名为李曙明的题为“四问北京公车改革”的文章，对公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商榷。文章说，公车改革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现行公车制度存在哪些弊端。以笔者之见，最大弊端有二：一是太多公车的存在，太多公车成为私家车的现实，让一些地方财政不堪重负；二是公车不是从方便工作的角度配置，而是成为一种待遇，有车的“屁股底下一座楼”，没车的即使出于工作需要也只能干瞪眼，这不仅不公平，也令公车背离了“公”的属性，失去存在的合理根据。所以，公车改革绝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能否通过改革节约纳税人的钱，实现更好地为百姓服务的目的，是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　用上面的标准检讨北京市公务车改革试点，一些问题至少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车补发多少合适？处级干部车补可达到1800元，对购买新车的给予购车价格20％的一次性补贴。如此“优惠”，舆论一片惊呼声。这个标准是不是高，我不好下结论。但是，有关部门是否应该向纳税人说明：目前公车制度下公车一年要花费多少钱？按照目前试点的标准，改革以后财政支出是多了还是少了，多了或少了多少？　第二，要不要开听证会？公务员是受雇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群体，给公务员的车补，每一分钱也都来自纳税人。如此，要不要给公务人员发车补、发多少，纳税人应不应该有发言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是不是应该通过听证会的形式，给他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不是“悄悄进行改革”？　第三，车补该按照职务发放还是按工作需要发放？目前的做法是级别越高补贴越多。但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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