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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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谈吗？他正要打叠精神与杨度好好谈下去，却不料一阵咳嗽，使他的胸部又疼痛起来。严赚忙从书房里出来，帮助老父抚胸擦背。

杨度见状，忙起身说：“老先生，我的秘方虽一时不能寄来，但我有一个医术极高明的德国医生朋友。我明天请他给您瞧瞧如何？”

严复信西医胜过信中医，德国医术之精是他素所佩服的，遂点头答应。

第二天上午，杨度通过袁克定，将袁世凯的保健医生德国人希姆尔博士请来严宅。希姆尔久闻严复大名，对他很尊敬，且两人又能用英文流利交谈更增添了几分亲切感。希姆尔仔细地对严复进行诊断，给他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约定三天后复诊。

三天后，杨度又陪同希姆尔来了。希姆尔又给严复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就这样，杨度陪着希姆尔来了五次，给严复打了五针，吃下五小瓶药丸。严复的气喘病大为好转，精神也奋发多了。这次，他主动约杨度，愿与他作一次深谈。

杨度应约而来，严复亲自泡了一碗上等武夷岩茶招待他。

“老先生，二十年前您在《辟韩》那篇文章里说，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前两年您又积极提倡读六经。您为什么到了晚年又改变了中年时的看法呢？”寒暄几句后，杨度有意将话题引进自已所设下的圈套。

比起半个月前来，严复不仅气色好多了，而且兴致也浓烈多了。他爽快地回答了杨度提出的问题：“二十年前，我看到西方文明进步的一面多些，对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精微一面看得少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去年欧洲爆发的大战，我愈来愈看清了，欧洲三百年来之进化，其实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再对照看看孔孟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在人格培养方面，西方和中国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西方在技艺方面的进步确乎大大超过中国，但他们忽视人格的培养，而人格的培养才是最重要的。我提倡读经，意在以孔孟之教来化育中国民众的人格。”

“哦，我明白了，老先生，您是把人格的培育置于技艺研习之上的。”

“对于个人而言，可以用‘人格’二字来表明其人的特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数万万人合起来则形成一种特性，我近来用了一个名称来表达，叫做国民性。”

“国民性”，杨度掂量着这个新名词，觉得这三个字组合得很好。

“国民性即大多数国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性。”严复补充说明。“我跟你说一件事。光绪三十一年，张翼以开平矿务局的讼事约我一起去了趟伦敦。孙中山先生那时刚好在伦敦，听说我来了，就来拜访我，跟我大谈排满革命。他把革命描绘成救中国的万应灵药，我不以为然。我说，以目前中国国民品格之劣，智识之卑，即使用革命来除弊病，从甲身上除掉了，又会在乙身上发生，从丙身上泯灭了，又会在丁身上出现。当今之急务不是革命，而是普及教育。教育普遍了，民品变优了，国家的面貌才会从根本上改变。孙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你是思想家，我是实行家，我是决计要实行革命的。”

杨度插话：“巧得很，也是光绪三十一年，我在东京与孙先生也有一场辩论。孙先生主张暴烈革命，我主张渐次改良。孙先生主张民主共和，我主张君主立宪。我们辩论了三天三夜，谁也说服不了谁。老先生，听说您也是不主张民主共和的。”

“是的，我素来不提倡民主共和。”严复将头上黑白相间的长发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说，“民主共和是要在一个国民性相当优秀的国度里才能实行得好。打个比方来说，人要长大了，成熟了，才能判别是非，独立办事。年幼时不成熟，没有独立处事的能力，就只能依靠有才干的大人来呵护，来指导。美国，法国这些国家国民性比较优秀，他们可以行民主。中国的国民性低劣，好比不懂事的小孩子，君王是带领他们的大人。故中国不宜行民主，只宜行君宪。”

见严复自己钻进了圈套，杨度很高兴，忙说：“老先生真不愧为中国人中的先知先觉，您真是把中国的国情看得入木三分。我一向主君宪制，辛亥年全国民情汹汹，都说要行民主共和，我那时拗不过大家，改变立场也主共和。共和实行了四年，国家没有起色，更谈不上立宪。袁大总统深谙中国民情，知民主不行，但又不能拂逆一部分人的好意，遂明行共和，暗取专制。这其实是在作伪。”

严复说：“二十年前我就说过，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杨度忙说：“您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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