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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部分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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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彬说不下去了,好一阵才又说:“要不是作仪他吸引了敌人的火力,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就跑不出来了。我这衣服上,还溅着他的血呢!”

我们全家陪着梅侠,到渣滓洞去认领尸体。

重庆的冬天,灰蒙蒙,雾沉沉。梅侠抱着她的儿子,她那个还没见过父亲的儿子,走在我们中间,默默地一声不响。我们在牢八室的牢门前站住了。离牢门不远,就是同志们突围时推倒的那堵有缺口的墙,墙的周围,横七竖八地卧着一些像木头一样的桩子,仔细一看,是些残缺不全的人体,全都烧成了黑糊糊的一团,哪里还分得出是谁,或者不是谁。

刘德彬和几个逃出来的同志围在一起,说了些什么,然后指着其中的一团说:“梅侠,作仪他当时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站起来,对着敌人大喊的。也许、也许这一具,就是他,就是你的陈作仪……”

梅侠低头一看,一下子就跪了下去。

我们大家都哭了,哭都哭不出声来。这哪里是人的尸体,这只是一块不过三尺长的焦糊糊的东西。作仪他一个堂堂正正英气勃勃的汉子,一个发誓生要站着生,死也要站着死的人,竟被那浇了汽油的大火,烧成了这个样子……举眼望去,荒草之中,牢门内外,遍地都是尸体,都是烧焦了的、和整座监狱一起、和这个罪恶的世界一起被烧焦了的尸体。什么地方,还袅袅地冒着青烟,带着燃烧后的汽油味和浓浓的血腥在空气中弥漫。苍苍茫茫的歌乐山,默默地站在这个被烈火烧毁的世界背后;在它的后面,还是山,是云遮雾绕的重重叠叠的大山;初升的朝阳透过云雾,把山头涂上了淡淡的血色,像一座座汹涌起伏的血的浪头。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玉璧,还有夏林、金积成、陈仁勇、唐俊清……还有竹栖,还有好多好多的我不认识的人,都踩着这些山峦,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们在我身边不断地倒下,他们用自己的尸骨,为我填起峰谷,托着我和我的孩子们,走到了今天。

我转过身来,前面已经没有山,没有了横亘的遍地尸骨,没有了浓浓的血腥。烟波浩淼的长江上,传来船工们沉沉的号子声,千舟万舸正挂起云帆,直济沧海。

我的耳边,又响起了邓照明同志的那句话。刚刚随着解放大军一起回到重庆的邓照明和黄友凡,昨天紧紧地握住我和一青的手,哽咽着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还活着啊!”

是啊,我们还活着,好多人都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走到了黎明,我们看到了黎明,而他们,却没有。

不知什么时候,雾散了,柔和的阳光铺洒下来,把一座莽莽苍苍的歌乐山,照得清朗而明丽。

后记

陈联诗是我们敬爱的外婆。多少年来,我们全家一直都在做种种努力,要把她和外公廖玉璧的那些不平凡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可是待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完成了这部书时,已经是一九九五年的春天。从外婆口述它算起,整整过了三十七年。

此书写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外婆的遭遇,就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了。解放以后,她任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副部长期间,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和一批老党员一起被强行“劝退出党”。曾经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亲人、献出了自己一生心血的外婆,一下子失去了她视若生命的党籍,心中的凄苦可想而知。但她却没有因为这样的不公正而颓丧。从妇联出来之后,外婆被派到小南海金戒山劳动教养院工作。当时她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患着肺结核病,为了工作,每天要上下一千多级石梯。一年以后,她当选为人大代表。以后,由当时的西南文联副主席邵子南同志奔走呼吁,外婆被调到了重庆市文联。她又拿起了放下多年的画笔,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她以画花鸟和仕女见长,尤其擅长画蝴蝶。她画的“百蝶图”等曾参加全国美展,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在文联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她还努力学习俄语,想圆当年没实现的赴苏联学习之梦……可是最令她魂索梦绕的,还是那支不屈不挠的革命队伍,还是我们的外公和牺牲在华蓥山下那些可歌可泣的人们。她要把这一切说出来,写出来,这个想法得到了邵子南同志的大力支持。于是,组织安排西南师范学院学生杨淑敏、傅德岷记录外婆的口述回忆材料。当时的重庆作协曾打算抓紧将她的回忆录整理出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多年艰苦的斗争生活,摧残了外婆的健康,可为了实现这个心愿,她付出了全部心血。

她晚上想,白天讲,不停地讲了好几个月,直至累得吐血,住进了医院。两个月之后便因淋巴癌与世长辞,享年仅六十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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