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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废物

日本的环境公害事件，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这其中包括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众所周知极具代表性的水俣病和骨痛病两大事件。“水俣病”　（Minamata）的名字来源于九州熊本县附近的一个同名海湾，那里曾有1　000多人因食用遭受Chisso公司排入海湾内的汞所污染的鱼类而死亡。“骨痛病”（Itaiitai）是一种突出表现为骨骼疼痛的疾病，富山县的农民因食用遭受重金属镉污染的稻田产出的大米而深受此痛。镉的过量摄入，使骨骼脆化，以致无法在体内协调运动，导致骨骼的剧痛。

40年来，产业部门与政府沆瀣一气，隐瞒实情，拒绝对这些污染事件中的受害者给予必要的经济赔偿。在水俣病事件丑闻之初，受害者曾为此而请愿，Chisso公司竟雇佣歹徒威胁请愿者，暴徒甚至弄瞎了一个先锋摄影家尤根·斯密斯的眼睛，正是斯密斯报道了水俣病受害者所受的折磨和遭遇的困境。熊本大学进行相关研究的医生们的研究经费也被突然取消。甚至到1993年，文部科学省（相当于###）还要求一个教材印刷者将应对水俣病、骨痛病及其他一些工业毒害事件负责的相关公司和企业的名字从教科书中删除，尽管这些公司已成为真实的历史记录中的一部分。

尽管遭受重重阻扰，一部分受害者还是联合组织起来，于1967年提出了第一份赔偿诉讼。然而，政府总是法庭上的至高无上者，正如卡雷尔·范·沃尔夫伦曾充分论证的，日本没有独立的司法。最高法院的院长一层一层地严密地控制着一级一级的法官，使他们根本不敢违背政府意愿。警察机关更是为所欲为，可以不经审问而实施监禁，甚或是为达目的而严刑逼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在对政府机关进行的有关诉讼中，高达95％都是以原告方败诉而告终。

拖延是政府最基本的惯用手段。日本的法律诉讼，尤其是对政府提出的诉讼，往往历时几十年才得已处理。一个普通公民对政府或大公司提起诉讼，常常是“志未酬而身先死”，至死也可能得不到任何“一个说法”。这正是发生在水俣病事件中的真实情况。1994年7月，大阪地区法院终于对59名水俣病受害者在1982年提出的诉讼做出了这样的裁决：法庭未发现中央政府和熊本县在制止Chisso公司向海湾倾泄含汞废物的过程中有过失行为。此时，本案最初的59名原告中已有16人死亡。同时，由于漫长的法庭“马拉松”，依据有关诉讼时限法规，仍健在的12名原告也被法庭排除在外。最终，法官责令Chisso公司支付每位“合法的”幸存诉讼人以300万—800万日元的赔偿金，数额之低令人瞠目结舌。1995年，作为2000多名水俣病受害者原告代表的大部分人接受了与政府间的调解。至此，距医生断定第一起相关中毒事件已经过去了近40年。

第三章　环境：类固醇刺激下的开发（3）

1994年10月和1996年12月，法庭对两起十多年前的空气污染独立诉讼案进行了裁决，责令相关责任公司对周围的居民给予赔偿，但没有要求这些公司停止有毒物质的排放，也就是说，依据日本法律，你可能在拖延了几十年后，不得不对几十年前造成的污染付出代价，但法庭几乎不会责令你停止污染。

肆意排放

也许有人认为对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急于发展和缺乏经验，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这些事不足为奇，或是难于避免，即便水俣病和骨痛病已被列入20世纪“十大环境公害事件”之中，并成为环境公害的代名词。事实上，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之际，日本针对有毒废物的相关法规仍然极其简单而原始。在日本，有害废物基本上仍在肆意排放。

美国已对1000多种有毒物质的制造和使用实施严格的计算机监控和管理，公众可以自由地对相关物质的贮备情况和使用记录进行便利地检索与查询。然而，在日本，到1994年，受政府管控的有毒物质名单中只列有区区数十种相关物质，与1968年最初制定的名单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即使如此，对这几十种有毒物质也缺乏相应的计算机监控管理保障系统。同年7月，环境厅宣布正在考虑效仿美国建立一个相应的有毒物质登记系统，但计算机监控管理和公众对有关记录的可进入性仍未提上日程。要求有关公司停止有毒物质的肆意排放还任重道远，各公司目前只被要求向环境厅上报所排放的这类相关化学物质的数量。

日本法律不要求城镇和县在审批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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