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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党中央全部设在法租界，但是，国民党的特务警探却随时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相勾结，共同缉捕我们的同志。今年2月16日，江苏省委由组织部长陈乔年主持，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上海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与此同时，上海总工会也在酱园路召开各区特派员及产业总工会主任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告密，早有预谋的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两个会场。结果，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等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机关的负责同志共十一人被捕。据说他们目前已被引渡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但出卖他们的叛徒至今尚未查实。因此，眼下你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在敌人内部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反间谍内线，刺探敌情，营救入狱的同志。”

“是！”陈赓神情肃穆地点了点头。

“至于情报科的具体做法，那就是‘打进去’、‘拉出来’。所谓‘打进去’，就是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的心脏，向国民党的特务、军队、警察、宪兵机关和租界巡捕房派人去自己搞情报。所谓‘拉出来’，就是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租界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人，尽量设法拉出来为我党工作。”周恩来边解释，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份叠好的《申报》，对陈赓说，“这里面有一份材料。是党员陈养山同志写给中央的，他推荐一个人做我们的内线。这份材料你拿回去，先用心研究，然后，通过陈养山同志介绍，认识一下此人，摸清他的真实情况，再向我汇报。”

陈赓接过那份《申报》，小心翼翼地掖入内衣的口�袋……

二、杨登瀛，中共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原来，陈养山极力向中央推荐的人名叫杨登瀛。

杨登瀛，本名鲍君浦，又名刘君珊，1901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1919年赴日本留学，明治学院肄业。回国后，一度参加学生军。不久，又赴日本，在大阪市日支经济通译社就任译员。翌年回到上海，就职于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

1925年年末，中###员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秘密设立于上海公共租界，该局的局长是中共早期党员恽代英）任职时，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文，两人遂相识。当时，陈养山所在的交通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的书刊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也只有这样，进步书刊才不至于被各地尚由北洋军阀控制的邮局没收，因为上海其时也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

由相识而相熟后，陈养山便经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书刊送给杨阅读，使杨逐步接触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向往进步，并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不少共产党人如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杨还高兴地说，如把这些书刊译成日文寄往日本报社发表，能得到较高的稿费。

其实，杨登瀛本人家里亦有不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时便赠送给陈养山，帮助陈学习日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陈养山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交通局，转入地下工〖BF〗作，随后又回到浙江老家避风。1928年春节后，他从家乡潜回上海，因为一时找不到党的关系，就暂时避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的家里。两人朝夕相见，无话不谈。不久，他在一家报馆找到一份�NCB47�口的职业，另租了房住，遂离开了杨家。但两人仍保持了往来。〖BFQ〗

这年（1928年）3月中旬的一天，陈养山在报馆突然接到杨登瀛的电话，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俄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说有一件大事须与他商榷。

陈养山便问是什么大事。杨登瀛顿了顿，说：

“电话里说不清，也不便说。”

临挂电话时，杨登瀛生怕陈养山失约，反复强调：

“记住呀，是白俄咖啡馆。你千万要记得来呀！”

当天晚上7点钟，陈养山如约进入咖啡馆时，杨登瀛早已恭候多时了。 。。

陈养山落座后，首先致歉：

“杨兄想必久候多时，养山来迟，实在惭愧。”

“你我又不是一两天的朋友，何必客气！”

“不知杨兄有什么大事相商？”

“是这样的——”杨登瀛忽地降低声调，凑在陈养山耳旁道出了事情原委：

1925年以前，杨登瀛经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结识了在该书店供职的杨剑虹。杨剑虹后来成了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日本常有各行业的工会代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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