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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时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陈独秀问：（现代中国）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

陈济棠问胡适：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1928年，林彪在井冈山上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蒋介石问：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张伯苓问李济：人类学有什么好处？

梁实秋：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梁实秋问：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又自承，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艾青写诗时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1933年，王造时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30年代，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为之辩护，章问：党即国家乎？

1935年，吴景超的猜想。后来是李约瑟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晏阳初问：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杨靖宇被捕前问：这些天遇到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瞿秋白赠给狱医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着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胡适问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问金岳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40年代末，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大肆搜捕共产党，在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是共产党后，蒋介石曾大为惊讶、震怒。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感慨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在朝鲜访问后问：谁是最可爱的人？

梁思成问：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

顾准借用鲁迅的名言问：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王赓武问：“文革”究竟埋没了多少天才？

龙应台在台湾跟“对手”较量时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80年代初，潘晓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余杰在世纪末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

人论第七

蒋廷黻说琦善超越时人

蒋廷黻说，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

方宗诚说：“自道光以来，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国及润芝宫保（胡林翼）开此风气耳。”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缪凤林说，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从1867年正月郭嵩焘就被迫赋闲，回乡一呆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静地思虑世界，研究洋务。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不无得意地说：在当前懂得洋务的“同志诸君”中，“中堂（指李鸿章）能见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桢）能尽其实。”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鸿章说王韬：“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说王韬：“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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