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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思想解放，董朝才的众多决策也非常超前。

1985年柳市发生一起经济案件。名为集体实为合伙的“红帽子企业”柳市物资储运服务站两个合伙人分了8万多元利润，第二年6月，二人被刑拘后以贪污罪判刑。此案在温州多达10万户“红帽子企业”中引发地震：“红帽子企业”利润到底该怎么算？当时滞后的法律条款留给人们的又是一个尴尬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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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异想天开的生意经（3）

难题摆到董朝才面前，他明确表态，不能把个人合伙企业当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法院立即宣告两个合伙经营者无罪——这一判决实际上承认了新兴股份合作经济的合法地位！

董朝才还有一个功劳。1988年9月18日，经过董朝才再三争取，中央批准成立“温州经济实验区”。中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有了这柄“尚方宝剑”，表明温州改革什么都可以“试一试”：效果好就推广，效果不好就规范……换句话说，温州“自费改革”第一次受到了肯定。1990年1月，任期未满的董朝才被调离他用。虽然有点意外，却也在预料之中。董朝才上任之始就说过，为了真正为温州办一些实事，他随时准备豁出去。他说：“我把官帽子放在办公桌上。”是的，一个真正的改革家是绝不会被任何形式的利诱和威胁的“帽子”压倒的。

离开温州的头一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董朝才和原温州服装商会会长刘松福撑着一把破伞来到鞋革小商品市场。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市场依然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董朝才动情地说：“老百姓兜里的钱多了一点，心里也踏实了。要是中国到处都有这样的市场，该多好呀！”

两个红头文件顶牛

萧规曹随，也需勇气。

继董朝才之后，一位面目慈祥的“保姆”不声不响地担负起哺育“温州模式”这个襁褓中婴儿的重任。他就是抗战时英勇牺牲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儿子刘锡荣，地道的温州人。

在坚持温州改革方面，刘锡荣不肯张扬，行事低调。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是最讲平等性和法治化”在温州越来越明显。既然资本自身具有协调社会经济公平公开公正走向的神秘力量，那么政府就应该顺应这种力量。

随后，刘锡荣的一个“被迫之举”开创了中国民航建设的新的一页。刘锡荣在任上建成了中国首家集资机场，同时又“被迫”发明了现在已在全国机场增收的“机场建设费”。

地处浙南偏僻一隅、只有“死（水）路一条”的温州要想经济持续腾飞，必须有一座现代化的机场。这早已是温州几届领导班子的共识。但在国家计划内短期并无修建温州机场的方案。刘锡荣决定，除了温州及浙江省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外，机场建设资金缺口采取向民间集资的方式筹款！

精明的温州人立刻从中嗅出商机，大量的民间游资很快进入机场建设，而刘锡荣则给政府定下规矩：３年不盖宿舍楼，５年不买小轿车。

1990年7月4日，全国第一个以地方集资为主的温州机场建成并举行了首航仪式。

本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但刘锡荣却头痛起来。按国家相关法规政策，机场要交由中国民航总局经营管理，而民航总局是不会用钱来“买”这个主要用民间资本建成的温州机场的。他们只消按政策“收过去”就行了。

刘锡荣急了！温州政府和温州民间花了那么多钱建这个机场，还给所有民间投资者作了承诺。可现在怎么就被“无端”地拿走了呢！地方政府又怎么向投资者交代呢？

好吧，你有你的政策，我有我的理由。刘锡荣被逼上了梁山。他想，人民机场人民建，使用者就应该付钱。否则谁还敢投资来建机场？！于是，市政府下文，“机场建设费”应运而生。

温州此举一出，全国各地群起效仿。民航总局却认为“机场建设费”属于乱收费，专门下红头文件予以制止。于是，在温州机场出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奇特景观：一张盖着国家民航总局大印的红头文件贴在售票窗口旁，内容为《关于禁止收取机场建设费的通告》；而另一张盖有温州市人民政府大印的红头文件则并排贴在旁边，内容为《关于收取机场建设费的通告》。

两个红头文件顶上了牛。刘锡荣决定北上找民航总局领导谈判。

据说，在北京，刘锡荣据理力争，从温州机场增收机场建设费说到亟待改革的中国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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