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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令

花之有使令，犹中宫之有嫔御，闺房之有妾腾也。夫山花草卉，妖艳实多．弄烟惹雨，亦是便嬖，恶可少哉？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为婢，海棠以蘋婆、林檎、丁香为婢，牡丹以玫瑰、蔷微、木香为婢，芍药以罂粟、蜀葵为婢，石榴以紫蔽、大红千叶木槿为婢，莲花以山矾、玉簪为婢，木犀以芙蓉为婢，菊以黄白山茶、秋海棠为婢，腊梅以水仙为婢。诸婢姿态，各盛一时，浓淡雅俗，亦有品评：水仙神骨清绝，织女之梁玉清也；山茶鲜妍，瑞香芬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艳，石氏之翔风，羊家之净琬也；林檎、蘋婆，姿媚可人，潘生之解愁也；罂粟、蜀葵，妍于篱落，司空图之鸾台也；山矾洁而逸，有林下气，鱼玄机之绿翘也；黄白茶韵胜其姿，郭冠军之春风也；丁香瘦，玉簪寒，秋海棠娇，然有酸态，郑康成、崔秀才之侍儿也；其他不能一一比像。要之，皆有名于世，柔佞纤巧，颐气有馀，何至出子瞻榴花。乐天秋草下哉！

可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花枝插瓶艺术上的审美观：一是，所插之花如选数种，须分主从关系（从者他称之为“使令”“婢”）；二是，花枝的布置，须参差有致。此二点又可归结为一，就是崇尚不均衡、不对称的天然之美。这个原则几乎成了自他以后中国所有插花艺术理论家所不肯更改的圭臬和圣经。（见插图80）《瓶史》一书后来传布至东洋。在日本，插花艺术称为“花道”，打从中国传入后，在日本获得了发扬光大，江户时代开始迅速发展，产生了众多的流派。袁氏《瓶史》的流入，形成了其中最古老的派别之一，称作“宏道流”，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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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九华今在一壶中……宋·苏轼（1）

花木植于盆中，于方寸之间，即可看见山水田园

盆景是一种缩龙成寸，以小观大的培植和摆设艺术，被誉为立体的画，无声的诗。

自我们祖先发明烧制盆盎后的不久，就有盆栽花卉的可能。距今约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刻画在陶片上的盆栽植物图案，（见插图81）表明了我国花卉的盆栽历史以及植物的人工栽培历史极其悠久。

据《三辅黄图》记载，汉代未央宫中有温室殿，殿内冬季可陈列花木，应可设想，温室植物为了便于管理和搬动，当有盆栽的形式。东汉晚期河北望都壁画墓的出土，证实了当时确有盆栽植物。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挖掘出来的两座大型砖室壁画墓，墓道内壁画精美，上面绘有卷沿圆盆，内栽红花绿叶植物，置于方形几架上。文字上的记载最早见于王羲之的《柬书堂帖》，里面提到莲的栽培：“今岁植得千叶者数盆，亦便发花相继不绝。”

不过，这些盆栽尚不能确定就是盆景，盆景是在盆盎种植培养花草的过程中，揉入艺术的加工，并往往辅以山石及其他物件的点缀，使它成为再现自然景色的陈列品，盆栽如果只是为了生产或用于观赏，移植或播种，却未有艺术性的处理，那就还不能算是盆景。

唐代，随着盆栽上审美要求的提高，盆栽技艺相应有了发展，盆景这枝园艺奇葩终于诞生了。1972年陕西乾陵出土了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之墓，墓穴甬道彩色壁画上有一戴幞头的侍女，双手托一椭圆形盆景，内置假山数座，上有带枝叶的花两朵；（见插图82）又画一高髻侍女，手托莲瓣形盘，盘中有盆景，盆略显方，中有红果绿叶植物一株。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第二子，其墓建于神龙二年（706）以前。这些壁画的重见天日，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当时山水盆景和植物盆景已作为宫廷的装饰和观赏之用了。盆养水仙在宫中有大量的育养，据《花史》、《学圃杂疏》载，唐玄宗曾一次就赠给虢国夫人红口水仙十二盆，“盆皆金玉七宝所造”。这些盆并不一定专为养水仙，也可用来蒔养其他花草。

唐代的文人也开始摆弄盆景，最早记载见于冯贽《记事珠》叙述王维事：“王维以黄磁斗贮兰慧，养以绮石，累年弥盛。”于精致的黄瓷斗中种植珍贵的兰蕙，还在根土上配置美丽的山石，呵护数年终见成果。中唐诗人李贺有《五粒小松歌》，形象地描写了一种蛇形松树盆景。（据周密《癸辛杂识》考证：“粒者，鬣也。”五粒松即五鬣松，今称五针松）诗云：“蛇子蛇孙鳞蜿蜿，新香几粒洪崖饭。绿波浸叶满浓光，细束龙髯铰刀剪。主人壁上铺州图，主人堂前多俗儒。月明白露秋泪滴，石笋溪云肯寄书。”松干通过束缚结扎和铰刀整形，有如群蛇蟠曲之状，其立意和布势与现代松树盆景如出一辙，技艺水平已相当高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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