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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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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阳县所产茶叶与鲥鱼均为贡品,镇守太监王堂之流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84]。时任分巡佥事韩邦奇目击其患,曾写下《富阳民谣》一首,悲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党搜刮富阳人的罪行: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渔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韩邦奇还向武宗上了《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一疏,指出“征科四出,军民困瘁已极”,建议“今后敢有指称进贡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财物,骚扰为害,应参奏者奏请究治,应拿问者径自拿问”[85]。但结果,被“参奏”、“究治”的不是宦官王堂之流,而是韩邦奇。王堂“奏公作歌怨谤,阻绝进贡”,韩邦奇遂被逮至京,下锦衣狱,撤去官职[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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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1)

不少宦官还借进贡名义,多取船只,夹带私货,牟取暴利。正德十三年(1518),南京尚膳监王敬进鲜过徐州时,就被指挥王良查出船中夹带有硫磺等违禁物品。而且贡船由宦官督运,沿途恃势纵横,强要人夫、财物,凌辱吏民。嘉靖时诗人王磬,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朝天子·咏喇叭》:“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净鹅飞罢!”后来张守中为王磬的诗集《西楼乐府》作序时,曾指出:“喇叭之作,斥阉宦也。”显然,这首《朝天子》,正是对宦官督运贡品船的暴虐行径的深刻揭露。

由于上贡严重扰害百姓,所以在韩邦奇以外,还遭到其他一些正直官员的抵制。英宗时,萧山令苏琳敢于对着皇帝指责岁贡樱桃是“朝廷以口腹残民”[87]。文温州在永嘉时,中使令纳当地美梨进贡。为了避免由此而来的祸害,文温州断然下令尽砍梨树。无独有偶,常熟知县郭南,也令全部拔去当地所种之良种软栗,以免“以此殃害常熟之民”[88]。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岁办对生产之破坏是何等强烈。

(4) 织造,矿税之别名

在采造中,影响最大的项目是织造和烧造。

织造主要包括江南、山西的丝织,陕西的毛织,其中又以江南的丝织为大宗。

明代,纺织业是第一大手工业,其中又以丝织为主。棉织业这时虽已蓬勃兴起,但主要是民用,宫廷、官贵以及作为商品出口的仍然是丝织品。所以这时丝织地区虽然由于棉织的兴起而相对有所缩小,但生产仍然发展得很快,生产工具有显著改进,技艺上的难度也越来越高,产品日臻精美,花色品种繁多,仅《博物要览》上列得出名字的锦、绫,即有紫宝阶地锦、紫小滴珠方胜鸾鹊锦等四十三种锦,涛头水波纹绫、白鹫水纹绫等二十九种绫。产量也大,在外贸商品中占居首位,而且深受欢迎,开始远销到美洲。在江南一些城镇,纺织业已开始突破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的传统地位。

但是,宦官的监督织造,却给蓬勃发展中的丝织业带来了一场灾难。它不仅直接限制、摧残了独立手工业者的私有制作,还把所得利润变成了私人的巨额外快或皇帝内库的一笔可观收入,从而转化成了各种形式的浪费开支,既销蚀了本来应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因而又从另一个角度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明代各省均有官局织造,重点是南京、苏州、杭州三地。洪武初,设苏杭织造,属地方官督造。永乐年间开始派内使前往监督,弘治末年曾一度革除,以后时遣时革,累计派出的织造宦官是很多的。以苏州织造局为例,永乐时有奉御萧月、内官阮礼,洪熙时有太监刘景、罗玉,宣德时有内使陈源、阮个,正统时有太监韦义,天顺间有内官来福。成化以后,各朝所遣均为太监。成化时有罗政、陆英、麦秀,弘治时有韩义、梁裕,正德时有龚洪、杨、芮景贤、晁进、孙锐、张玉、浦智、廖宣、梁玉、李彬,嘉靖时有吴勋、张杰聪、耿隆、郭秀、宗伟,隆庆时有李,万历时有孙隆,天启间有李实。如果再加上历年派往南京、杭州的督织宦官,数字当更可观。这些织造太监,最初不过是督造上贡缎匹。万历中,承运库太监孙顺以岁造羡余八千两打动了明神宗朱翊钧,又力荐两淮盐法太监鲁保兼管南直隶、浙江等处,从此这些地方的岁造亦归并内监管理。这种体制上的改变,和从天顺四年(1460)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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