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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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越来越多的国人有机会出国旅游，他们自己也成了异域中的一道风景，从同胞们眉开眼笑、昂首挺胸地踏出关口、步入机舱的那一刻起，这道风景便宣告成立。

近日有幸参加了中国公民赴德国旅游的首航团。德国政府对于中国赴德的ADS首航团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柏林市长亲自率队在这座城市红色的市政大厅欢迎首批来自中国内地、以ADS身份入境的游客。次日的报道体现了西方记者的新鲜视角：“来自红色中国的游客进入柏林红色市政府大厅”。

柏林市长年轻英俊，男女团员在他热情致辞之后，蜂拥而上，争相与之合影留念。市长先生表现得不辞幸劳；有求必应。中国游客每到一地，新闻攻势便一轮高过一轮，经常是中国首航客人的车还距离某个城市很远，领队的手机已经是一声高过一声：媒体早已在现场拉开了架势，万事具备，就等“料”下“锅”。著名的《南德意志报》更是派出记者跟踪全程，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每天所有人要进行数小时的大巴旅行），以一个西方记者的亲历，通过几十名普通游客认识中国和她的人民。回国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家德国实力派的严肃报纸，人们以能在其版上“露脸”为荣，即使是挨骂。

不知是德国媒体“追捧”得过了头，还是国人对这种“追捧”尚未准备充分，己轮过后，个别同胞的逆反心灵开始被激发出来，首先是对随团采访的的记者十分的不耐烦，继而，两位女士因为一件小事恶语相骂，其“不卫生”的程度令人不忍卒听，最后，甚至发展到差点就要动起手来的地步。我们心里一个劲庆幸，多亏车上的老外不懂汉语，多亏身经百战的的地接社的中国导游应对有招，使德国记者认为这基本上归于“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别”。但鬼知道，同胞们的语音语调和身体语言是否真的逃过了德国大报记者富洞察力的眼睛。

照常理，受到对方如此高的礼遇也算难得，毕竟只有一次首航欧洲。不用说，出国看景的游客，确实也自然而然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上纲上线”自然不必，但这样的气急败坏也实在是不必吧？

按说，能参加到德国首航团的游客，肯定是钱包殷实的一群，中国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仪”，看来，古人实在是乐观过头了。

我相信，只要你不是一个弱智者，每一个读了上述这篇文章的中国人都应该感到无地自容。我们可以想象，两个满身名牌珠光宝气的中国富娘们，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情，在一个诞生着黑格尔和贝多芬的国土上，尽情地展示着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的风采：在两张变了形的脸上，从她们口中飞出的脏语唾沫足已淹没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办公室；四只张牙舞爪的手臂在柏林的上空乱舞足以使卡拉扬的指挥动作相形见拙！　正是这两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以一个正在现代化国家富裕公民的代表，却在异国他乡再一次颠覆着一个民族古老的格言“仓廪实而知礼仪”。然而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大量的“仓廪实者，而不知礼仪”！

在这里，我必须要纠正这样一个流行的说法，即：我们现在的国民素质之所以如此低下以及普遍缺乏公共道德是因为我们贫穷。我是完全不同意这种论调的。因为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生活水平比现在要低得很多，但是，大凡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都非常清楚，当时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比现在却要高得多。在我幼小的记忆中，雷锋精神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道德指南而不是今天冠冕堂皇的纪念口号，记得我小时候经常以帮助别人为荣，只要在马路上拣到钱马上就会交给警察叔叔。在我的记忆中，我父母一生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而没有任何怨言，他们从小就教育我们要遵纪守法、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便是在文革中我父母受到冲击时，他们仍然保持着他们应有的尊严并不时地教导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对未来充满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们经常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告诉我们要时时保持一颗平常之心；要同情并帮助弱者，要遵守公共道德、自强不息；要安分守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种家庭教育对我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在我父亲去世的那年，我从北京赶回上海，看着他老人家弥留在人世间最后一瞬间的时候，我却欲哭无泪，我像似在送走了一个时代的背影，一个虽然贫穷但却充满尊严的回忆。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回到这个现实的社会，离开了父母我始终难以在耳边听到儿时就已经敲响的道德钟声，这好像是一种恍如隔世的声音，今天它却犹如一顶破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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