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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迟迟不做出焚烧的确认。在“幻镜屋”迷失了方向却仍旧用HAL般谦和的声音对民众进行着催眠的日本官僚们，他们在自己隐瞒了数十年的问题面前却束手无策——甚至就连问题的严重性都认识不清。

从70年代开始，“日本的质量管理”就成了口头禅，而日本企业独特的“改善”方式在海外的出版物中也被广为采纳。所谓的“改善”就是指，在公司范围内，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操作人员都可以提出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案，企业在大家的共同协商下采纳意见，以提高产品质量。相信日本产业界是西方所没有的乌托邦，这些日本问题专家竭力赞扬所谓的“改善”，可他们却没有看出其中一个弱点。

在20世纪70年代，这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病毒，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经发展成为腐蚀日本整个技术的大病患了。“改善”体系将重点放在了极端积极的提案中，但它却无法揭露出批评、错误和缺点，其结果就是信息的重大欠缺。即使知道了操作方法有错，但为了不使企业蒙羞，没有人会开口说出来。问题就这样悬而不决，一直被拖延下去。原京都大学教授加藤尚武指出，东海村临界事故的原因是，相关者在十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都知道存在违法操作，然而却一直保持着沉默。

这一问题蔓延到了整个日本产业界。加藤教授在东京对各类企业都做了相关的问卷调查。在公司里，即使发现不好的事情，如果被问及要不要揭露，有99％的人都回答说“不要”。在2000年7月，我们又发现了隐瞒工作的一大杰作。三菱汽车公司历时30年，一直向国家调查员隐瞒了顾客对三菱汽车的不满和三菱汽车存在缺陷的大部分资料。最初，这些资料全都被锁进了文件柜里。但从1992年起，它们被分成供调查员使用和公司自身用这两大部分并进行计算机管理。正是从这次公开化之后开始，三菱公司才着手于处理自身产品的缺陷，为了解决刹车、离合器以及燃料泄漏等问题，三菱公司召回了其生产的70万辆汽车。同样的丑闻发生在2000年6月，雪印公司的牛奶工场数十年来一直疏于卫生管理，终于酿成了万人食物中毒的惨剧。

东海村的原子能工场、三菱汽车、雪印牛奶工场，它们都是同样的状况——数年间，有数以百计的相关人员都清楚地知道操作中存在的漏洞和隐瞒的事实，然而却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告发。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对于企业提供的情报轻信盲从，疏于进行认真的调查。如果我们这样的事件乘以日本企业的总数，得到的数字会令人震惊，可以想象，这样的体制功能不健全正在所有的领域中蔓延。从外表来看，这架名叫“改善”的机器被打磨得闪闪发光、美丽动人，可是在机器的内部，不良信息就像灰尘和泥土般粘附在机器内壁，齿轮也像被黏胶粘住一般。

统计

1996年2月17日，《每日新闻》登载了一篇题为《防卫厅长官是内阁成员中最富有的资产者》的文章，将内阁成员的资产公布于众。从这份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对内阁成员资产的评估并不是以时价为基准的，内阁成员就算是做了虚假申报也不会被追究，并且其资产中并不包含上市公司的股票。换言之，也就是说，公布出来的数字其可信度几乎近于零。即便如此，新闻媒体还在孜孜不倦地评定名次，计算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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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信息：对现实的不同观点（5）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明白，缺乏可信度的信息如果不断积累，就会形成一座迷惑人心的大山。

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来看看失业率的统计吧。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失业率为3％～4％，而美国的则在5％～6％，看起来日本的失业率似乎较低。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日本采用的是一套与美国不同的计算方法算出失业率的。在美国，是将一个月内没有工作的人划入失业者群体，而日本，则是将每个月末的一周时间内没有工作的人划入失业者群体。按照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各自还存在一些差别，如果采用美国式的计算方法来计算日本失业率的话，得到的数字将会比先前的数据上升2％～4％。当局也承认，有关雇用的数据；就和企业资产负债表一样，存在着不明确性。1999年初，劳动大臣甘利明在受到外界压力，被要求阐明失业的实际情况时，就以一句“这是我的企业秘密”来回答。尽管如此，记者们依然在争论和比较日美之间的正式失业率，然而，这样的争论无异于拿橘子和苹果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水果进行比较，莫衷一是。卡雷尔·范·沃尔夫伦说，有组织地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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