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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

《看历史》6月刊

1786年，也即乾隆五十一年，因为*台湾林文爽起义，地方官员从捕获者的供状中第一次听说了一个叫做“天地会”的地下组织。

此时，距离雍正朝正式实行的“摊丁入亩”政策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人头税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丁随地走”的土地税政策。此政策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的趋势，天下承平日久，百姓人给家足，自满清开国以来，时时困扰当政者的满汉民族矛盾也日渐消弭，这正是中华帝国最鼎盛的时期。

但正是在这看似繁花似锦的盛世中，却隐藏着统治者未曾觉察的大危机——那就是帝国的人口不停地呈几何式增长。在康熙朝后期，人口不过一亿，而今却猛增到了三亿。随着土地开发日益达到极限，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溢出而游走在帝国广袤的土地上，从西南山林到西北荒漠，从中南的市镇到东南的海岛……数以千万计不受官府控制，没有宗族约束的游民暗自汇聚，逐渐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地下社会。

这些游民汇聚成群，组党结社，或以利益捆绑，或以乡党勾连，或以信仰相随，在皇权与士绅共治的二元社会结构中，生生地兴起了“第三股势力”。从此帝国政治开始随着这个庞大的地下社会的波动而飘摇不定。此后，天地会与太平天国、哥老会与辛亥革命、青帮与北伐……每一次政局的动荡和重大变革无不隐藏着会党的身影。

会党们利用国家控制力日渐衰微的空档，合纵连横，翻云覆雨，成为改写清中叶以来中国历史的隐形推手。及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帮、洪帮、哥老会、红枪会、袍哥、一贯道……形形色色的会门和道门，在国、共、日等诸多势力间驰骋博弈。就在这国家力量完全失控，群雄并起之时，寄居于地下社会的会党们却迎来了各自的黄金时代。

1951年5月某天的清晨。东亚最繁华的都市——上海的一条街道上，一位步履蹒跚、身穿长衫的老头正在扫马路，他的身后，是编号为3514的垃圾车。对新政权怀着无限希望的市民来来往往，没几个人能想到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在两、三年前还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1949年前十里洋场三位流氓大亨之一、青帮头子黄金荣。两年后，这位“大亨”在上海寂寞地死去，他和他的江湖一起成为历史。

黄金荣的死，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来说，或许可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不但是一位作恶多端、名声极大的黑道老大走完他的一生，也标志着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长期存在于官府与家族、村落之间的江湖，彻底地消失了。

从此，真正的江湖一统。从都市到乡村，从机关、学校、厂矿到一个个家庭，从来没有如此全面地处在一个新政权的控制下。

天地会：一个江湖中国的形成（1）

《看历史》主笔┃庄秋水

18世纪的中国，外表看起来是一个生机蓬勃的和谐社会。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所谓的“盛世”下，史无前例的人*炸和商业扩展渐渐引致一个游民社会诞生。帝国的城镇到处是四处游荡的陌生人。他们纷纷投入山堂，藉此呼朋引类，互援互助，一个“江湖”由此成形。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皇帝接到了一份奏折。

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奏请，他要亲自赴台湾*新近发生的民变。之前，闽浙总督已经调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率三千人马渡海平乱。此时，乾隆已经平定大小金川、准噶尔和回部等内乱，这位皇帝正处于一个帝王所能达到的“顶峰”，对台湾小小的叛乱，他颇不以为然，“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若不诚是巧诈，若诚是至愚！”因此，当福建巡抚徐嗣曾未同闽浙总督咨商，便命令闵安协副将徐鼎士率兵度台，这种“越制”行为受到乾隆严厉斥训。

然而，他未曾想到，水陆两路提督同时抵台平乱，竟然持续经年，任承恩和黄仕简因贻误军机被革职拿问。最终，他不得不调陕甘总督福康安以“钦差协办大学士”身份，统领湖广、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号称十万（实际上为六万）大军，登台作战。这场耗费了一千万两白银军饷的战争方告终结。只是，乾隆更不曾想到的是，在平乱过程中，官员们从被擒获的民变首领杨振国、林爽文和庄大田等人的供状里，第一次发现了“天地会”──如此这般的镀金时代，居然存在着一个不为官府所知的秘密社会，且已有二十多年之久！

■　案情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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