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要儿子，不要国家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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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居正的清算，虽然表面上看，是那一些大地主，大权贵，大官僚们。

但是这个能够代表大地主，大权贵的人，无疑是万历皇帝了。

如果说，之前万历皇帝废除变法，是年少气盛，是因为愤恨张居正，是年轻人不懂事这一些都可以拿来做借口。

那么随着他后来对儿子福王朱常洵的宠爱，那他就绝对是一个封建大地主，封建大家长的作派了。

所以他这个人，从本性上来讲，就不喜欢张居正的变法那一套。他就是一个类似于乾隆般的人物，没有胸襟，没有远见，没有眼光，贪婪无度。更是自私自利，愚蠢狂妄。”

“要是他仍一个脑子正常的人，就不会为了宠溺儿子福王朱常洵，就差点儿把国库都搬空了。

他的所做所作，对不起大明，也对不起大明的列祖列宗，以及子孙后代。

这一种过份宠溺，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溺爱孩子，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不得，更何况他还是一个皇帝呢？

可他就是做了。”

凌锋说道：“清初史家万斯同对于明神宗孜孜于聚敛财富，宠爱福王朱常洵，颇有微词。他就写道：“万历皇帝所遣矿使税使数十人，日有奉，月有进，所得珍宝不可胜计，号为人主私财。及福王之国，斥其十之九遣之。所赐庄田至四万顷，又所请杂税地，东至南畿，西至四川，使者乘传来往收利，所至为之骚然。民间藉藉谓：‘帝耗天下以给（福）王，而洛阳王邸富于大内’云。”

这段话极其深刻，不仅揭示了神宗皇帝贪财聚敛的秉性，以及宠爱福王所带来的后果，由此也折射出万历朝后期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

一、福王朱常洵的靡费

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是皇帝朱翊钧的第三子（由于次子朱常溆一岁夭折，第三子实为次子）。

历史上，万历对这个福王朱常洵，是极致宠爱的。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做太子，他可是经过了好多年的抗争与挣扎。

万历二十九年，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与朝臣拉扯，挣扎，谓之国本之争。最终以万历皇帝妥协为结束，他册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册封朱常洵为福王。

彼时虽然是既成事实，然而随后他却在两个儿子之间，他又玩出了，千古罕见的厚此薄彼一面，厚他常洵而薄常洛。

万历三十一年，皇帝忙于为十八岁的福王操办婚礼。

十一月，福王婚礼日期迫近，钱粮亟缺，皇帝十分恼怒，下旨斥责户部有关部门，意欲严惩。

户部赶紧报告，准备把通州粮厅的随粮轻赍银（漕粮的折色银两）结存二万四千八百余两银子，全部拨归福王婚礼之用，这才免去了有关官员的处分。

但是这才二万多两银子显然不够，当时户部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向宫中老库暂借五万两银子，用来采办婚礼用品。

当时那福王府邸内部装修以及一应家具等，皆由工部负责。

皇帝提出，这一切全部折价，要工部向福王府支付现金。彼时工部以为物件折价不便计算为由拒绝，何况福王府自称共用工匠三万二百余工，狮子大开口，超过潞王婚礼的规格，所以如果这折价，肯定是一笔庞大的开支。

然皇帝不答应，一定要工部折价支付银两。最后这大操大办的结果是，福王婚礼费用竟高达三十万两银子。

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

万历六年，万历皇帝朱翊钧自己婚礼的费用也不过七万两银子。

万历十年，潞王（皇帝的弟弟）婚礼的费用虽然超过此数，也只是八万两银子。

此后，皇太子朱常洛婚礼的费用超过了十万两银子，长公主、七公主下嫁的费用，都是十二万两银子。 可见福王婚礼费用三十万两银子，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更何况，这三十万两还不是全部，期间围绕着福王的开支还有很多。在万历皇帝眼中，他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与其他子女相比，明显高出一头。

随后在福王婚礼举行之前，皇帝就指示户部，每年支给福王禄米三千石。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明朝开国元勋刘基的岁禄不过二百四十石。

可即使如此，福王还嫌不足，婚后指示王府办事人员开辟生财之道在崇文门外开设皇店，招徕进京商人车辆货物寄宿，每年收取店租一万四千两银子。

对此，户部尚书赵世卿表示反对：如果商人罢市，那么崇文门这个商业闹市原先的税收将损失殆尽。皇帝却不以为然，回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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